纠偏“过劳”现象　重在完善法规

　　国民身体素质是世界公认的社会进步指标，“过劳”现象不容忽视。有关专家表示，政府部门应从制度设置、法律措施、社会保障等方面采取措施，对“过劳”现象进行纠偏。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王大犇认为，劳动监察部门对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必须加以干预，不能因企业能带来经济效益而对其侵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另一方面，应避免劳动法规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董保华说，1994年，日本开始对“过劳死”进行法律干预，死者家属首次通过司法途径向用人单位索赔。2001年底，日本又对“过劳死”相关法规提出修改建议。比如，判断雇员是否因工作过度而死亡时，过去只考察雇员死前一周的工作情况，新规定则考察在最后的2个至6个月里雇员每月加班是否超过80小时，以此作为判断“过劳死”的依据。

　　相比之下，我国虽已建立一定的劳动保障制度，但没有充分考虑目前发展阶段下大量脑力劳动者的巨大压力，工伤条例没有针对“过劳死”的规定，只明确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因为突发疾病死亡的，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职工可以视同工伤。而对于限制超时加班问题，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条文和制衡机制，既缺乏必要的法律武器，也缺乏有效的维权机制。

　　“过劳”，并非我国现代化进程无法绕过的门槛。有关专家认为，我国法律在保护劳工的休息权、报酬权和劳动条件等方面，急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增加衡量劳动强度等更明晰的指标，明确“过劳死”的责任承担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