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天明

　　上世纪80年代初，钱天明就痴迷摄影。拍得越多，他的内心越通透。

　　从狂热到平淡到从容，与其说是他的光影态度，毋宁说是他的人生态度。原始，自然，本真，他的艺术追求与他的恬淡品性总是怦然相遇。

　　因爱而远离

　　1980年8月，毕业于绍兴卫校的钱天明，利用“关系”调进了卫生防疫站，负责宣传工作。舍医学而搞宣传，钱天明的心里打着“小九九”：宣传工作不外乎写报道，画插图，拍照片。他是个“垃圾畚斗”，音舞美体都懂，特别是画画，他对形状、画面、色彩的感觉不错，六岁时曾有绘画作品在省级杂志发表过。报道和插图，根本不在话下，他最终目的是摄影。

　　心想事成后，他当然是尽全力而为之。那时的相机，是稀奇货——也就是开照相馆的人家才有，更不说洗照片的技术了。没有人教他怎么拍摄，怎么冲洗，都是从书上学来的，从一次一次的鼓捣中总结出来的。他还自己动手布置了一个暗房，白天他风尘仆仆地骑着自行车去外面摄影，晚上则猫进暗房里鼓捣，直到次日凌晨才黑着眼圈走出来。夏天的暗房有多闷热，冬天的暗房有多寒冷，只有钱天明自己知道，也只有钱天明自己“不知道”。“痴”到深处，连热和冷都不觉得了。

　　渐渐地，痴迷与执著有了回报。在近五年的时间里，钱天明发表了不少作品并连续两年获绍兴市鲁迅文学艺术创作一等奖。1987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首届中国风光展中，他的《故乡》被入选展出。其间，钱天明还加入了浙江摄影家协会，并担任嵊县影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务。

　　1988年，浙江援藏医疗队在绍兴物色一名健康教育“专家”，钱天明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这次援藏，他心里又打着两个“小九九”：一是去西藏拍些好照片；二是援藏回来后去大学摄影专业深造。当时，援藏人员可以享受“要房子、要职称和要户口”的待遇。钱天明不要房子不要职称也不要居民户口，他要的就是上摄影专业的学。

　　带着对西藏的神圣向往，钱天明随援藏医疗队到日喀则，在那里度过一年时间。之前，领导在蓝天白云、牛羊湖泊之外，还用“住套房，吃高压锅饭，吃食堂炒菜”这样美好的生活画卷来描绘援藏生活。到那边一看，钱天明却傻了眼。所谓套房，就是一间铁皮屋，用一块木板隔开了，里半间住人，外半间放生活用品；所谓吃高压锅饭，是因为海拔高，用高压锅是西藏煮饭的唯一选择；而所谓的食堂炒菜，天，就是冻成一团的菜呀肉呀放一块煮，有腥味有臭味还有烂味，可谓五味杂陈。房间的前队员还给钱天明留了一张纸条：新来的伙伴，过一天少一天。

　　没有人能体味到钱天明此时的感受。

　　好在还有相机，好在还可以摄影。钱天明这样安慰自己。

　　然而，日喀则3800米的海拔，不是闹着玩的。人稍微走几步就胸口闷胀胀地喘不过气来，更何况援藏医疗队员没有外出的交通工具。要想出去，一个字，难！

　　珠穆朗玛峰就近在眼前，无数次，钱天明梦见自己站在峰顶，忘乎所以地拍摄着世界第一高峰的风采。但梦终究是梦。援藏一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公出，而每次公出，视线内的景象不仅撞痛了他的眼睛，也把他的心生生地撞痛了。

　　那个冬日，钱天明去珠穆朗玛峰所在的县城指导工作。天很蓝，是蓝墨水倒翻的蓝；地很光，寸草不留的光，白森森裸露的石头隙缝里，几只稀疏的羊在啃草根。边上衣衫褴褛的老牧人，久久地望着天空发呆。光和线打在他的脸上，倦怠，沧桑，落寞，忧伤。

　　西藏，放牧着人类最后的童年。难道人类最后的童年，一定要以贫困落后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