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那真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年代。当时有一句时尚的口号，叫做“干劲冲天”。干劲冲天就是号召人们连续作战，不分白昼黑夜连轴地干，争取把一切办不到的事统统办到。那时，我还是个读高二年级的学生，也在“干劲冲天”的号召下，被派去“在七天内实现无盲县”的战斗。

　　记得是五月初，在潇潇的春雨中，我们班刚从云雾缭绕的岭头山完成“支援山区采春茶”的任务回到学校，还没来得及翻开牛顿第二定律、门捷列夫元素表的课本，就接到了到山区去扫除文盲的新任务。

　　为了“在七天内实现无盲县”，县文教局长连夜来学校作动员，号召我们以冲天干劲，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到里东区和平乡(今属下王镇)。经过近一天的跋山涉水，傍晚我和10多位同学来到一个叫坞坑的村子。记得村边祠堂门口，有一条落差很大的小溪，哗哗的水声使得人说话时不得不提高几十个分贝。村里也是“干劲冲天”。当夜，祠堂里点起煤气灯，乡里的包队干部和村干部连夜召开群众大会。乡干部大声说：“毛主席的号召已经落来了，农业要实现机械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我们要鼓足干劲，把文盲统统扫掉。”我们10多位同学被分配到各个小队去担任识字教员。庄严的扫盲战斗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次日早晨，我们刚在吃早饭，村干部领着一个身材高大，一身风尘的壮实汉子，赶到祠堂，说是要找我们的“级长”。村干部为难地说：“昨天分派任务时一忙忘记了一个地方，今天他们人赶来了，要派几个人上去！”我是个爱图新鲜的人，正好在旁听到，当即表示：“我去！”那汉子摇摇头说：“欠多！欠多！”直到我们的班长点满四个人，他才点点头：“我们中饭就准备了四个人。”

　　简单收拾了一下，我们就跟着这位“向导”——非常遗憾，这么多年之后，我竟忘记了他那极其普通、极易混淆的名字。他说，他住的地方叫乌彦坑，只有6户人家，老老小小总共38口人，从来没有人读过书。毛主席真好，派你们来教我们认字。

　　这是春日里一个难得的晴朗天气，暖和的太阳亮堂堂地照耀在遍生竹木的青山上，山溪哗哗地欢唱着，我们兴冲冲地上路了。到乌彦坑，被告知是“一大里”。一出坞坑我们就走上了一段笔陡的上坡路，据我们目测，那坡度绝对不少于60度，高高地提出脚，才能跨上那么一点点。没走几步，我们就气喘如牛，巴不得立马跨上乌彦坑。越往上走路越小，到后来哪里还有什么路，只是一条由山石筑成的梯子，宽处不到一尺，上下则超过宽处，许多地方还被右面透出的竹枝所遮掩，左边则是一道悬崖。我们一面小心翼翼地攀登着，一面不断地脱掉衣裤，问向导：“到了没有？”向导把我们脱下的衣物统统拿过去背在肩上，笑笑说：“还早哩！”并告诉我们，扯着路边的竹枝慢慢地走。又走了一阵，腿酸得实在抬不起来，只好又问到了没有，向导说：“快了！”可是再走了一阵，还是不见村子的踪影。这“一大里”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也使我们明白了乌彦坑无人识字的原因。那时候，小学没有寄宿制学校，要让这村里十来岁的小孩每天这样走到坞坑来上学，实在是勉为其难，只能望路兴叹，成了文盲。

　　这“一大里”，与其说是用脚走上去的，倒不如说是用手攀上去的。终于到了乌彦坑。村子只有六七幢房子，零零星星地散落在竹木掩映的山坞里。我们一看，儿时在唱的“毛竹当瓦盖，茶叶烸灰堆”的地方，原来就在这里。屋墙是石头砌的，瓦是毛竹做的，半爿仰半爿盖。刚进村，迎面从林中钻出个花白胡子的老汉，招呼我们的向导：“哪里来的客人？”向导自豪地答道：“洋下来的。是毛主席派来教字的。”

　　“哦，是毛主席派来的教字先生，这么年轻！”那老汉不由得双眼圆睁，肃然起敬。

　　正是“忙时无破箩，五月无太婆”的麦收时节，村里悄静无声。我们被安排在一间没人住的队屋里，没有床，我们打铺在堂屋楼上的地板上。中饭在向导家吃，主菜是咸笋，刚从山里拔来的那种野山笋，鲜极了。可向导还是带着歉意说：“对不住，没有好东西吃，只有土货……”他不断地给我们挟菜，使我们脑子里涌起了“山里人待客热如火，一片深情在土货”的诗句。

　　吃饭之间，向导对我们说：“自从盘古到如今，只有毛主席会想着我们乌彦坑人，派你们这些小先生上山来教字。毛主席心思真好！只不过，眼下正是割麦的忙时，日里头大家都在做生活，教字只能在夜里头。”我们自然是客随主便。

　　月亮像只弯弯的小船，摇上了兰莹莹的天幕。入夜已经很深了，勤劳的乌彦坑人才三三两两地带着一身汗水和劳累从山上、晒场回来。当他们端起饭碗的时候，我们这些“毛主席派来的教字先生”早已拿着油印的扫盲读本等候多时了。于是他们三扒两嚥地吃完饭，洗净手，转入到当“学生”的角色。

　　我被分配到做向导夫妇的识字先生。在烈焰腾腾的亮篾下，我把油印的扫盲读本推到向导面前，他神色庄重，对我一笑，然后仰起头来，注视着墙上毛主席容光焕发的画像，久久不语。亮篾毕毕卜卜地燃烧着，那红光闪闪的火焰映得毛主席的画像红光熠熠。毛主席深情的目光，正亲切地注视着这位生平第一次当学生的大龄学子，似乎在说：“你好好地念吧！”好一会，他才回过神来。于是我们开始了非常有趣的学前教育。

　　我说：“这次县委号召我们，要以冲天干劲，在七天内扫除文盲……”

　　未等我说完，他马上接腔：“可能的！”

　　我指着他面前的扫盲读本说：“就是这本读本要在七天内学完！”

　　他看看这读本老厚，面有难色，但依然说：“可能的！”

　　“那么今天先读八课吧！”

　　他还是说：“可能的！”

　　一见我的学员有这样的干劲，我的心里升起了希望，原先我心里老是犯嘀咕：七天能扫盲，认识千把个常用字，照这样速度，读完高中也不需要半年。可我读了整整十年，高中还没毕业呢！

　　我说：“有可能就好，我们开始认字吧！”

　　他在自己的黑布衫上擦了擦手，小心翼翼地掀开了识字读本。

　　第一页上只有两个字：“八一”。我让他跟着我念：“八……一！”

　　他仰起头来，憨厚地笑笑说：“可能的！可能的！”

　　咦，这怎么是可能的呢？我认真地告诉他：“这不是可能的，是肯定的。”我简要地把八一建军节的来历介绍了一下，他恍然大悟：“哦，是解放军的生日。”

　　亮篾快要燃尽，他又换上了长长的一根，我一口气给他教了8课，又从头到尾复习了几次。他用山里人特有的浊声和塞音，跟着我大声地念着。琅琅的读书声惊醒了沉寂的万籁。时近午夜，我关照他：“你一定要记牢啊！”他答应说：“可能的！可能的！”我踏着清亮的月色，向住地走去，只见月光撒下了一地碎银，染亮了这一个山湾。到了住处，和同学们一交流，原来大家都有和我差不多的经历。

　　曙光悄悄拉开了夜的轻纱，第二日天刚蒙蒙亮，我早早起来，又赶到他家。不是为了吃早饭，是因为我的另一位学生……向导的妻子，在昨天教字时，开始她忙着洗碗，后来孩子哭了，她又去哄孩子入睡，结果自己也困得烂熟如泥了。时不等人！今天我要给她去补课。我刚走上那狭狭的石阶，那房只容得下一人进出的灶间后门已经开了，只见向导的妻子挟着孩子正在灶前烧火。估计在我到来之前，她可能说了一句：“字认得起来有什么用”之类的话，向导正严厉地批评她：“毛主席特为派同志来教字，要我们不做亮眼瞎子，你怎么抬举不起？”我进了那扇狭窄的小板门，向导说：“看，教字先生来了！”说着他一下钻到灶前，取代妻子抱人、烧火，让她出来认字。我教她：“八一”，向导在灶前大声地补充说：“你晓不晓得这就是解放军的生日，叫做建军节！”，说得那么快活、自豪，灶膛里红红的火焰映得他一脸红光，脸上充满了先识此字的幸福感。

　　我们“填鸭式”的识字教学高速度地进行着。三天下来，我终于发现，“可能的”三个字原来是我们向导的口头禅。我很奇怪，这位长年与竹木为伍、并不识字的淳朴山农，怎么会高频率地使用这么一个能愿动词作口头禅呢？听多了，我终于听出来了，凡是该说“可以”或者“好”的地方，他就说“可能的”。一天，我问他：“这‘可能的’是从哪里学来的？”他说：“是到乡里去开会，从书记那里听来的。”哦，原来他也是一个爱学新事物的人。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描述乌彦坑人认真识字的情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么一个感人的场面：五月的太阳火辣辣挂在头顶，那光线射在人的肌肤上像小钢针在扎似的。向导的妻子在晒场上打大麦，突然放在身后坐车上的孩子哭了，她只好放下手里的麦把，找了把麦杆坐下奶孩子。一面掏出扫盲读本，轻声地念了起来，全然不顾头顶有火辣辣的太阳。她戴的小凉帽上有一层厚厚的大麦芒，红脸黑发，汗水溪流似地从她鬓角边淌下来，她依然读着，读着……见此情景，令我们感动不已，多么盼望天上飘来一片云彩，暂时挡一挡太阳的烈焰，让这位年轻的妈妈凉快片刻，多认几个字啊！

　　六天后，当我们这些小先生拿着扫盲读本进行检查考试的时候，向导搓着粗粗的大手，有些紧张地说：“考不出！考不出！三年不来考，考场出青草。”当我指着“八一”两字考他时，他高兴地说：“认得，认得，八一！”再一课课地考下去，向导凭着自己拼命地强记，竟正确无误地记住了280多个字。为了使他达到扫盲合格的标准，我们采用打比方、做手势、指实物等种种办法启发他、提示他，使他吃力地读完了整本扫盲读本，自然也有些差错。尽管这做法大有“拔苗助长”之嫌，可这是在完成政治任务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向导的妻子，这位在灶前的火光下、在打麦场上孜孜不倦识字认字的女人，居然记牢得比她丈夫还多20多个字，自然她也是“扫盲合格”了。

　　我们四个同学齐心协力，终于艰难地完成了考核任务。在1958年那麦收的季节，在那“毛竹当瓦盖”的古老的小小山村，创造了一个“七天内扫除了文盲”的神话。

　　告别的时候，向导给我们四位同学每人一根他自制的小扁担，我们再三致谢，他说：“不要谢我，要不是毛主席发号令，你们能到乌彦坑来么？”说得也是！

　　第二天早晨，向导领我们离开乌彦坑。也许是离别的惆怅使他一路上闷声不响，到了坞坑，要分手了，他眼里竟闪出丝丝泪光，说：“下次毛主席发号召，你们再到乌彦坑来，我替你们做好眠床……”

　　离开乌彦坑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一直没机会再去重访。照算，如今我们那位被忘了名字的向导，该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尽管一直没有谋面，可是每当我读书稍有倦怠时，我的脑海就会闪回出向导那刻苦认字的用功劲，还有他妻子戴着沾满大麦芒的小凉帽，在烈日下边奶孩子边认字的形景，我又振作起来。

　　“三千夫子笑颜回”。当年我们突击扫盲的成果如何，无须进行评说。但是这项活动却以它的特殊意义永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毕竟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联系群众、了解社会的机会，同时把共产党关心人民群众的温暖之情播撒到千千万万的山村，给我们共和国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本文作者：原《嵊州政协》杂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