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繁花》海报。

　　记者柳 青

　　“我是阿宝，长远不见。”扮演“宝总”的胡歌在电视剧《繁花》的预告片花里说出这句话，多少观众的一颗心落定，改编自金宇澄同名小说，由王家卫监制、导演的电视剧确定近期开拍，这一刻，书迷影迷都“等了长远”。

　　金宇澄的小说里，1990年代的记忆呼啸而来，如学者张屏瑾形容，“听到一声发令枪响，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不可估量的人生尽头。”小说文本的想象所及之处，是30年前充满烟火气息的市井，影像化的改编要重建那些存在过的“海上繁花”，所以剧集尚未开机，剧组先在上海市民中征起旧物。“掼出去的浪头，压箱底的今朝”，自民间收集而来的旧物带着隐秘的私家记忆，生动地呼应着作家的修辞，“花瓣散落余馨，与土地发出郁热气息。”

　　　在那个热情高涨的年代，欲望和奋斗都是坦然的

　　1984年，金宇澄结婚，设宴上海文史馆食堂，新娘子的喜服是亲戚从国外带回的红色开襟连衣裙，款式简洁，剪裁线条大气，温暖明亮的朱红色，喜气也洋气。28年后，昔日文艺青年金先生成了年轻作家们尊敬的“老金”，写成《繁花》。又过8年，为了同名电视剧拍摄，他拿出压箱底的结婚礼服。

　　时光倒流三十年，上海的凡夫俗子们个个撸着袖子加油干，相信“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梦想，那时的底色，真是一片热情高涨的红色。

　　1985年，靳羽西为了拍摄《改变中的中国》这档节目，第一次来到上海，当时她的身份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制作人。之后，上海举办首届国际电视节，“邀请几十个国家的电视人到这里，电视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上海这座城市敢想敢闯的精气神就此给她留下深刻印象。1993年，她在友人的鼓动下决定“去上海做生意”，丈夫听说她要做化妆品时，惊呆了：“那里没人用化妆品，你卖给谁啊！”而靳羽西气定神闲：“他们现在不用，不等于以后不用。”如她所预料的，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开放之路，总是越走越宽，经济腾飞带动了审美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

　　在南昌路长大的麦女士看着东方明珠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地造起，她在老卢湾的黄金地段开起饭店。她像《繁花》里的李李，八面玲珑，长袖善舞，有几个类似“宝总”的能照顾她生意的蓝颜，也能顶着烫了一半的头发到店里应付砸场混混。比起李李心底凄厉黑暗的秘密，现实中的麦女士活出烈火烹油的闹猛生气，拿得起放得下，在店里能紧盯油腻的后厨，卸掉老板娘的工作就出入锦江饭店买最华丽的衫，当年的“九江路精品一条街”落她眼里是“南方一麻袋一麻袋来的货色”，“顶多去复兴路菜场穿穿”。陈先生记得1980年代谈恋爱那会儿，因为烫卷毛、穿太子裤，他被调侃是“时髦小香港”。他的阿姨给他带回的名牌真丝领带，一根领带的价格抵一件皮夹克，他戴着大面积艳色的领带去希尔顿酒店喝咖啡，一杯咖啡要价50外汇券。如今他老了，翻出旧领带与儿子说风流往事，儿子却嘀咕：“太妖了。”

　　在那个物质和欲望的闸门乍开的年代，闹哄哄的一团，缤纷杂乱的色彩因为热腾腾的生活温度而不显俗气，“奋斗和放纵都是理直气壮的”。金宇澄把这些纷纷乱乱写进《繁花》，有阿宝与李李心意相通的一点温存，也有汪小姐和徐总在酒局中的油腻荒唐，作家不给出高高在上的价值高下判断或社会批判，他赋予这些断章以诗的意义：“人生是这样乱，这样无序，在城市生活中，在读者经验中，实在太多了，是我们每个人经历的真情实景，因此无意义就有了意义……”

　　　一瓶时间酿的酒，到了该开瓶的时候

　　为了《繁花》拍摄，胡歌拿出家里的老缝纫机。他回忆，那是母亲结婚时买的，“妈妈每天下班烧好晚饭，或者周末闲暇时，缝缝补补，做些简单衣服，还做了好多我的衣服。”年幼的他会偷偷地踩缝纫机踏板，幻想自己在开小车。

　　更多人对1990年代的回忆，大概是像胡歌这样，没有江湖儿女的传奇，点点滴滴是沉淀在家常物件里的情分。

　　1994年秋天，谭元元在虹桥机场登上飞往旧金山的航班，她的随身行李里，带着一条妈妈织的钩花披肩。旧金山在夏天会刮强风，就连当地人都会抱怨“旧金山的夏天是最冷的冬天”，女儿孤身在外，母亲的牵挂一针一线织到毛衣里，谭妈妈去探亲时，行李里带的是各种花样的手织毛衣，这些“妈妈手作”伴着谭元元飞遍全球的巡演，见证她从芭蕾少女成为一代名伶。

　　《繁花》里，金宇澄写承包分成的大手笔，“窗帘一拉，男人从公文包里捧出几刀青皮(百元大钞)”，也写兰兰和大妹妹这些新村少女扮靓的小心思。大江大河的大时代里，有人做弄潮儿，也有芸芸众生在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里打理人情世情，繁花的“繁”，大抵是这样。辞职的哲学教授炒股养家，太太送饭时总装满一摞四层的搪瓷大提篮，让丈夫用家常的饭菜笼络大户室里吃盒饭的“股票朋友”，因为每天几筷子的分享，丈夫果然持续地获些股市的利好消息。亲戚从台湾带回日本技术的电饭锅，一大家子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要来看西洋镜，家里主妇心疼电饭锅耗电，日常总不舍得用，要到逢年过节才珍重地拿出来……小说之外，诸如此类的市井人情故事，金宇澄是熟悉的，他以哀怜和幽默的心绪，写出了上海市民生活的悲喜，在充满张力的真实中，寻找到精神的自由和自在。这份超越于现实羁绊的飞扬精神，将是电视剧改编面临的最大挑战。

　　1990年，王家卫完成《阿飞正传》，回上海探亲，他在花园饭店一楼的三越百货里，买了三瓶老字号沈永和的绍兴黄酒，是当时外销的“天女”酒。30年过去，《繁花》开拍在即，王家卫拿出了这些珍藏的老酒——是时候了，《繁花》这瓶时间酿的酒，到了该开瓶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