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1900～1941)，又名任全发，嵊州市剡湖街道白莲堂社区人，是民政部2014年公布的全国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他创作了《渔光曲》《大地进行曲》《王老五》《打回老家去》《别了，皖南》等一系列音乐作品，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叶挺称他为“中国的音乐之星”，聂耳称他为“我们的导师”，《新华日报》发表悼文称他为“民族的号手”。

　　任光是全国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他创作的一系列音乐作品，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叶挺称他为“中国的音乐之星”，聂耳称他为“我们的导师”，《新华日报》发表悼文称他为“民族的号手”……

一

　　1900年11月9日，任光出生在嵊县城关镇东前街的一个石匠家里。任光排行老三，上有哥哥任全升、姐姐任林仙，下有大弟任全云(又名任发)、二弟任全元(又名任冰)。

　　5周岁时，任光就被父母亲送到私塾读书，6周岁开始到二戴小学就读。二戴小学是乡民为纪念东晋时隐居于剡县(嵊县)剡山的戴逵、戴颙父子而建造的戴公祠基础上设立的，戴逵父子的高尚情操、精湛技艺、可贵品格，给任光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任光的出生地东前街

　　任光的孩提时代，正是嵊县民间小调、民间歌谣和其他民间音乐流行之时，从小的耳濡目染，使任光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时常跟随父亲去乡间的石宕，石工嘹亮、悠扬、富有节奏感的号子让他感到新奇着迷，并慢慢催生了他的音乐梦想。1911年，任光考入嵊县中学，学校良好的教育环境更加激发出他的音乐天赋，那时，他就已经能够精拉二胡，吹铜号，弹风琴，同学们称他为“小音乐家”。

　　辛亥革命后，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任光也曾投入到抵制日货、反对卖国等革命浪潮中，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的心中就埋下了反帝反侵略的爱国种子。

二

　　1917年夏，任光在嵊县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在校期间，由鲍迪埃作词、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震撼了全世界，也激荡着旧中国，更使任光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五四运动更让任光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上海震旦大学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任光决定去法国学习音乐，立志用音乐作武器，唤醒民众，振兴中华。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父亲后，父亲一句“海阔洋洋，忘记爹娘”的话拒绝了他的请求。嵊县中学的周志由老校长得知这一情况后，三番五次前去任家劝说，最终以一句“好男儿志在四方”打动了任光父亲的心。为了给任光筹集学资，父亲不得不将位于东前街的店铺以任光的名义作为抵押，向汪集丰钱庄借到400银元。1919年8月25日，任光乘“盎特莱蓬”号轮船离开祖国，于10月1日抵达法国马赛，经华法教会安排，先在里昂亚佛钢琴厂做工，后考入里昂音乐学院，专修音乐理论与钢琴课。

　　在法国期间，任光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备受教授们喜爱。为解决学习费用，任光经常拉着人力车为皮鞋厂送货，有一次不幸被汽车撞倒跌落门牙，他不得已只好请假休息。里昂音乐学院对学生十分负责，请假期满后，专门派了一位老教授为他补课。老教授是法国最有名的钢琴调音师和修理师，他见任光忠厚勤奋，好学上进，便倾囊相授。名师出高徒，任光因此学得一手高超的钢琴调音、修理和演奏技艺。1923年，任光在法国完成学业后，与同届毕业的法国同学葛莱泰结婚。同年夏天，老教授又推荐他去越南河内亚佛琴行担任钢琴师兼经理。

　　然而，任光总是割舍不下心中挚爱的祖国。三年后，他毅然辞去亚佛琴行钢琴师和经理的职位，于1927年辞别非常爱他但又不愿同赴中国的法籍妻子，决然回到祖国，来到上海。此时，任光已是国内一流的钢琴演奏家、调音师和修理工程师了。

三

　　1928年，任光回到上海后，应法侨经理之聘，进入法商的百代唱片公司当音乐部主任，并兼任公司华方经理，具体负责音乐节目的造型和录制工作。

　　百代唱片公司是法国著名的跨国公司，任光作为该公司的高级雇员，各方面待遇十分优越，他在徐家汇有花园式小洋房，有专用小汽车，月薪高达数百银元，但他并未沉湎于奢靡的生活享受。不久，他结识了田汉等左翼文化人士，受进步思想影响，他的音乐才能得以充分发挥。1933年1月，任光与聂耳、吕骥、张曙等在上海参加由田汉发起组织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学习、研究苏联的优秀歌曲作品，探讨作曲方面的心得，参与拥护苏联、拥护苏区、拥护和平的政治活动。同年2月，又与聂耳等人在沪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4年春，在田汉的领导下，又与聂耳等人在上海成立“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以团结广大音乐工作者投入左翼进步影剧音乐活动，建立和扩大革命音乐阵线。任光还利用自己是外商高级职员的特殊身份，不易被当时统治阶级注意的有利条件，主动将自己的小洋房作为音乐小组的活动地点，把自己的汽车供小组作交通工具，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掩护或转移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给予当时音乐界的同志在出版、传播以及经济方面大力支持。任光还接受田汉建议，向外商推荐已是中共党员的聂耳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

任光(中)、聂耳在练琴

　　在与左翼文化人士的接触共事中，任光的创作活动始终在方兴未艾的左翼音乐运动下展开。1934年，任光与聂耳、安娥合作创作了《渔光曲》(聂耳配乐)，歌曲以凄婉悲凉的旋律，描绘了东海渔民的艰辛劳动、困顿生活和愁苦心情，有力地渲染和烘托了同名电影《渔光曲》的主题。电影《渔光曲》在酷暑中连映84天，出现了场场爆满的空前盛况，歌曲《渔光曲》也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曲，十几万张唱片被抢购一空。聂耳曾评价：“《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形成了后来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这支歌内容的现实、节调的哀怨、曲谱的组织化，以及它配合着影片的现实题材，都是使它轰动的理由。”《渔光曲》的成就也奠定了任光在电影音乐史上的地位。

《渔光曲》

　　此后，任光还为中国第一部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左翼影片《大路》和《迷途的羔羊》等影片配乐作曲。从1933年到1937年，任光共为12部电影谱曲，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痛苦生活。其中，电影插曲《王老五》《大地进行曲》更是风靡一时。任光和聂耳等人成了当时中国左翼电影音乐的开路先锋，他们和其他左翼文化人士一起，共同开创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音乐的新时代。

四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上下掀起了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任光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创作了许多激励斗志的歌曲。1932年，任光创作了齐唱曲《十九路军》，歌颂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的事迹，这是我国最早的抗日歌曲之一。之后，任光连续创作了《少年进行曲》《和平歌》(又名《反侵略战歌》)等。1936年5月，他以“前发”为笔名，发表了合唱歌曲《打回老家去》，这是一首由安娥作词、任光配曲的歌曲，是一首一人唱万人和的抗日救亡歌曲，强烈地表达了中国人民誓死收复失地的钢铁意志和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歌曲因刚毅雄浑、悲壮激昂的音调，连绵不断、饱含动力的节奏，受到全中国人民的欢迎，这是任光抗日救亡歌曲的代表作。《打回老家去》这首歌在上海民众歌咏会上表演后广为传唱，它与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抗日军歌》、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孙慎的《救亡进行曲》等歌曲，成为最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抗日救亡歌曲之一。

　　日本侵略者对这些利用歌曲鼓舞民众抗日救亡的活动十分恐慌，经过多方打探，终于获悉《打回老家去》的作曲者“前发”，就是法商百代唱片公司的音乐部主任任光。他们立即向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抗议，指责法国的百代唱片公司不该制作“敌视日本国”的唱片；同年8月，逼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下令禁唱歌曲《打回老家去》。法国老板为了保护任光，劝说任光去越南河内的百代唱片公司任职，并提升他为经理，但任光不愿做拥有洋房、汽车、高薪和安逸创作环境的经理，更不愿在祖国遭受外敌蹂躏之际离开，他坚定地说：“我是中国人，抗日是义不容辞的，我决不当逃兵！”日本侵略者见恐吓也吓不倒任光，决定派杀手暗杀他。面对随时可能袭来的刀光剑影，组织上和友人们为保护他的安全，决定送他去法国。

　　1937年8月，任光被迫流亡，赴巴黎音乐师范学院进修。在这期间，他担任了法国左翼组织“民众文化协会”的委员，并与抗日爱国人士密切联系，积极组织宣传中国抗战的音乐活动；他到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社教唱救亡歌曲，组织巴黎华侨合唱团，为救济国内难民举行募捐公演。1938年春，在一次由4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上，他指挥华侨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地进行曲》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日歌曲。

　　任光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他时刻关注着祖国安危，牵挂着抗日救亡事业，1938年10月，他再次回到祖国。

五

　　1938年10月1日，任光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起从法国启程，经香港到达武汉，随后又去长沙、贵阳等地，全身心投入抗日宣传活动。他以极高的爱国热情创作了《高粱红了》(又名《青纱帐里》)，以生动活泼、雄壮有力的曲调，反映抗日游击队的战斗生活，表达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月下旬，他又随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转赴重庆，与蔡楚生、史东山、阳翰笙等人一起从事电影音乐工作。为推动国统区的群众歌咏活动，他热情地向社会各界介绍法国巴黎的民众歌咏活动情况，呼吁报界经常刊登救亡歌曲，为抗战服务。

　　1939年5月，国民党政治部推行“防共反共”的方针，对三厅人员进行限制干涉。任光只好脱离三厅，离开重庆转赴新加坡，客居华人区中的峆路公寓。当时，郁达夫在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任光经常到他的报馆，了解国内抗战形势。他还在新加坡组织华人革命组织“铜锣合唱团”，举办“民众歌咏训练班”，致力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的海外华人区开展音乐人才培养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任光在新加坡期间创作了歌剧《洪波曲》的音乐，这是中国新音乐运动中涌现的又一部新歌剧。它取材于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与侵华日军在山东进行的驰名中外的台儿庄会战。剧作者安娥深入前线、实地采访，以池锋城师长指挥的三十一师顽强抗击日军、坚定据守台儿庄为全剧主线，歌颂了军民密切配合，英勇抗日保卫台儿庄的事迹。任光以歌剧脚本为基础，采用民族民间音调为素材，运用欧洲现代音乐的技巧，通过独唱、对唱、轮唱、混声合唱等形式，完成了这首民族新歌剧，成为中国抗战史上唯一歌颂台儿庄战役的大型音乐剧作品。

　　1940年4月4日，任光自新加坡取道昆明，返回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工作。他顶着当局的高压政策，为抗日游击队创作了由田汉作词的齐唱曲《不害怕进行曲》，这是一首坚决反对日、蒋、汪共同策划“出卖中国，联合反共”的歌曲，全曲带着民歌风味，采用山歌形式，向人们宣传中共中央的三大政治口号：只有抗战到底才能救中国；发动国统区同胞去敌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全面抗战。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并制造国共摩擦，白色恐怖笼罩着重庆山城，国民党顽固派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撤销了第三厅。任光接受陶行知校长的建议，转至重庆育才学校音乐组，为抗日难童学校授教钢琴、作曲等课程，课余还组织育才学校教师合唱团排练他和安娥所作的歌剧《洪波曲》和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

六

　　1940年7月，任光在重庆偶遇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盛情邀请任光去皖南。经周恩来批准，7月下旬，任光随同叶挺等人一起，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抵达安徽省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在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音乐工作。

　　在部队里，任光和其他战士一样，剃平头，穿灰军装，根本看不出是一位刚从海外归来的颇有名气的音乐家。到部队后不久，他就创作了第一首歌曲《擦枪歌》，战士们非常爱唱这首歌。那时部队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乐器，军部就通过地方人士从远地集镇上的一所小学借来一架风琴。任光把这架风琴作为自己音乐创作伴音的唯一乐器，经常坐在风琴前自弹自唱。他既搞创作，也为部队文艺骨干教唱抗战歌曲，偶尔闲下来，则喜欢与战士、当地的老乡拉家常。在一次联欢会上，他演唱了风趣诙谐的电影歌曲《王老五》，因唱得十分生动真切，战士们从此昵称他为“王老五”。那时部队经常要在大操场集合开会，会前，拉歌声此起彼伏，气氛异常热烈，此时就会有人站起来领呼：“王老五，来一个！”接着全场就爆发出“王老五，来一个！”的呼喊声。随着雷鸣般的掌声，任光会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走到台前，边演边唱，整个会场都沸腾起来。

　　在军中，叶挺十分看重任光的正气和才华，工作之余，常和任光在院子里谈心谈工作，也十分关心他的生活。但任光从不去享受特殊待遇，他与战友们一起躺地板、吃大锅饭。

　　1940年10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本着团结抗战的精神，决定新四军渡江北撤。同年底，新四军军部发出了《告别皖南书》，任光随即创作了《别了，三年皖南》(后改为《新四军东进曲》)。歌曲写道“……三年的皖南，别了！……那个来拦路，那个被打倒。冲破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进日本鬼子窝巢。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这首雄壮的歌曲，先由军号吹出嘹亮的前进号声，中间伴以激越的军鼓节奏，歌声充满坚强不屈、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精神。为迅速传播这首歌曲，任光经常亲自到部队中去教唱，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此歌很快在新四军中流传开来，成为全军最爱唱的歌曲之一。这也是任光生命中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

　　1941年1月4日，任光和新婚三个月的妻子徐瑞芳随军部一起转移。北撤前，组织上为了保护任光和徐瑞芳的安全，决定让他们与机关的老弱妇幼和病号先往苏北撤退，但被他们谢绝了。在转移的第一天即逢夜行军，周围漆黑一片，冬夜寒风刺骨又夹着雨丝，狭窄的道路七高八低，路上两人竟跌了不少跤，为保证能紧跟上队伍，任光把东西全丢弃了，只有那把相依为命的小提琴仍然背在身上，这是他最心爱的“枪”。新四军行进的第三天，遭到埋伏在山岭上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击，一时炮声隆隆，机枪狂吼。1月13日拂晓，任光和军部直属队的非战斗人员，退到一个叫石井坑的小山村，居高临下的国民党军队疯狂地向人群射击，子弹如急雨般飞向村庄，疲困不堪的任光当时正在村头的一个土丘上，猛然一震，随后“啊”的一声，人就软绵绵地倒下了，背着的小提琴也掉到地上，一旁的徐瑞芳见状急忙扑过去，只见丈夫的军衣胸口已被鲜血浸湿。她完全慌乱了，一边将手死命地按住丈夫的伤口，一边使劲地喊：“任光，任光！”正在附近指挥作战的叶挺闻讯赶来时，任光已经昏迷过去，叶挺双手抱住任光连声呼唤着他的名字。但任光已奄奄一息，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从额头直往下砸。“伤势很重，赶快抢救！”叶挺对身边的副官猛喊了一句。但此时此刻，到哪里去找医生？哪里有急救药品？有人撕下几条布条迅即给任光包扎，但根本无济于事。一会儿，任光眉梢一动，微微睁开眼，看到叶挺正抱住他，只低声吐了一句：“谢谢军长……”就永远闭上了双眼。

　　一天后，徐瑞芳在突围中也负伤被俘，被送往江西上饶集中营关押。徐瑞芳在集中营中始终坚贞不屈，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被难友们称为“狱中妇女英雄”。1942年6月19日，徐瑞芳等76位同志在闽北赤石镇郊外被国民党枪杀。

　　1941年2月，叶挺从江西被押解到重庆途中，还念念不忘挚友任光，并秘密投书第三厅秘书阳翰笙，嘱他转告周恩来副主席：“任光已在我身旁阵亡”。后来叶挺被囚，他在“囚语”中写道：“深恸民族天才随余受难，惭感无已”“余心痛如割”。叶挺对任光和徐瑞芳的不幸遇难非常痛惜，比喻他们为“同命鸳鸯”。

　　任光，民族的号手，永远吹响着激励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阔步前进的嘹亮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