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当时的“文化沙漠”里种出时尚，一方面需要一个布道者，另一方面需要一个冒险者，而皮尔·卡丹却将两者结合起来。
　　

    一个老外身穿毛料大衣，手插在兜里，气宇轩昂地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这是1978年皮尔·卡丹第一次来中国。
　　
　　当时的中国一直将时尚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予以批判。人们对五彩缤纷的世界依然保持着刻意的警惕。
　　
　　尽管如此，这位“永远的冒险者”迈出了第一步，从此开始书写数十年的市场传奇，也揭开了尘封已久的中国时尚的“盖头”。
　　
　　模特袭来
　　
　　1979年4月，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接到外贸部门通知，说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应邀首次访华，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一场服装观摩会。
　　
　　在一个临时搭起的T型台上，皮尔·卡丹带来的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在流行音乐的伴奏下扭胯摆臀迈起了猫步。那些身着耸肩衣裙、神态放松的高挑美女，与台下穿着蓝灰制服、屏住呼吸的中国观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1979年初的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余音未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幕开启。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提出要加快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积累多，换汇率高”的轻工业，服装行业名列前茅。
　　
　　然而此刻国人显然还无法从容应对皮尔·卡丹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李安定后来撰文描述了观摩会现场的一个细节：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之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时，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
　　
　　就在李安定要就这次表演发一篇简短的消息时，《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香港报纸的评论，大意是国人连衣服都穿不上，还看什么时装表演。文章传递出有关领导对时装表演和模特的不容，有关此次表演的消息只好就此搁置。在随后的上海之行中，皮尔·卡丹感受到了这种骤然冷却的空气，不仅接待规格降低，接待人员冷淡，表演的场次和观众人数也都大打折扣。
　　
　　选角冲突
　　
　　被撕开一条口子的时装表演虽然遮遮掩掩，但却在“试水”中不断寻求突破。
　　
　　继皮尔·卡丹之后，1980年，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相继来到上海进行表演。在见识了几场外国的时装秀之后，上海服装总公司决定成立自己的时装表演队。1980年11月，从事新品种开发工作的徐文渊受领了此项任务。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徐文渊走访了60多家服装工厂，在3万多名服装工人中挑选时装表演队的队员。
　　
　　在北京，宋怀桂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她是皮尔·卡丹在中国的一系列传奇的参与者和实施者，但在1981年，她面临的首个难题，也是找模特。她是为皮尔·卡丹将于1981年10月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首次面向公众的服装表演做准备。
　　
　　当时的选角过程听起来像是“街头运动”：看到有个漂亮的姑娘或者小伙，就过去，先把自己介绍一番，再把模特行业介绍一番，最后问人家愿不愿来试试。
　　
　　贡海斌原为北京一染坊工人，宋怀桂找上门来的时候，他正和张铁林、方舒一起拍戏，一“试镜”，被评价不错。对衣服别有感情的贡海斌决定留下来。
　　
　　但是贡海斌的父母却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有二：一、放着好好的电影不拍，做什么模特；二、在他们看来，模特就是脱光了让人画的，是个“下贱的职业”。后一种理解成为当时对服装模特的一个普遍的误读。
　　
　　单位的态度则更为鲜明，他被直接从市里调到郊区的蓝靛厂去搬砖。在80年代初，去那儿工作的人几乎都有一个特殊的理由：他们需要“继续改造”。
　　
　　模特队里年龄最小的石凯则遭遇了最为强大的阻力。他有个做工程师的父亲，每逢排练必然到场，千方百计要把女儿拉回去，并且放下话来“如果你敢登台表演，就打断你的腿”。但石凯最终留了下来，并成为法国皮尔·卡丹公司的签约模特。
　　
　　“流氓”卡丹
　　
　　北京的模特表演队最终挑选出来的一二十人，几乎全部来自基层。有卖蔬菜的、织地毯的、卖水果的、还有纺织女工。他们每天晚上集中在一起，接受来自巴黎的两位专业教练的指导。很多人对家人和单位隐瞒了真相，只用请病事假的办法保证训练。1981年10月，经过几个月专业训练后，文革后中国第一批模特就要在北京饭店登台表演了。
　　
　　贡海斌除了第一次登台的紧张因素外，还有一个“难以言说”的担心。因为所有模特事先已经被告知：由于考虑到模特们原有的服装——包括乳罩、底裤——可能会破坏卡丹服装的线条与美感，因而皮尔·卡丹要求，在换穿卡丹服装之前，要把原来的衣服全部脱光，这就意味着后台的更衣室是“裸体相对”，这在当时简直不敢想象。
　　
　　现场刚开始的情形印证了很多人此前的担心，很多女孩刚开始“就那样抱着，不敢动”，僵在那儿。但是，后场只有几分钟的换衣时间，“不敢动也不行”，忙起来以后，后果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可怕，大家各忙各的，紧凑而自然。
　　
　　模特们曾经就此事进行过讨论，女孩们猜测卡丹先生是不是“有流氓倾向”，但他本人又不到更衣室来，似乎又不能成立。这是她们当时真实的思想。
　　
　　表演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中国举办时装表演”的消息第二天占据了很多国际媒体的头条位置。这场表演吸引了海外几十家媒体到场，与几无到场的国内媒体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
　　
　　随后，皮尔·卡丹在中国的第一支模特队宣告成立。接着又到内蒙古、河北进行了一些表演，审批程序倒不是特别复杂，只是主管部门“叮嘱”：“要注意作风问题。”
　　
　　一马平川
　　
　　1982年，在北京市纺织局产品设计开发室工作的张舰，代表官方开始与皮尔·卡丹合作，这种合作更多地带有学习的性质，“觉得卡丹的模式比较好”。
　　
　　1983年4月，徐文渊将上海时装表演队带到了北京，在由轻工业部主办的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会上做开场表演。14名模特在75分钟的表演中，向800多名观众，展示了185套服装。展示的服装都有标号，观众可以按号现场购买。随行的一位模特后来回忆说：“服装第一天就卖到脱销，后来打电话让上海赶快运服装过来。”
　　
　　不过，李安定前去采访，还是被挡驾了，说是否接受采访还要向上级请示。随后，上海时装表演队指派一位艺术指导接受采访，这位舞蹈演员出身的艺术指导坚持用“表演员”来称呼她们，而不是西方色彩浓厚的“模特”。
　　
　　李安定后来回忆说，他用“和这位艺术指导一样的谨慎和低调”，写了一条消息。文中特别提到，表演“以中国民间舞蹈的步法为主，汲取国外服装表演的某些长处，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庄重、大方、健康、优美的表演方法。”靠这样的“中国特色”，这条首次宣布中国有了时装表演的新闻在新华社顺利发出，并被国内外媒体广为采用。
　　
　　几天后，上海时装表演队接到中南海的邀请，去进行汇报演出。1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至此，时装表演在中国获得最高层的首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