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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股制的人性特色

　　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有付出，才有回报，满足了员工的个人利益，员工才能显示出善的一面。晋商明白这个道理，设计出了符合人性的身股制。

　　身股制即员工参与企业分红。在晋商的商号或票号中，员工的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员工本人享受吃、住、用的供给制，还有发给员工养家的“辛金”。这部分收入与企业效益无关，即使企业亏损，也要由东家（所有者）承担，使员工的基本生活得到保证。另一部分是根据身股的多少分红，这一部分取决于企业效益。身股并不用员工出钱购买，而是东家根据员工的工龄、职务、业绩给的，而且也会调整。

　　这种身股相当于现在只有分红权，但并不代表所有权的干股。身股分红的收入是晋商员工的主要收入。“辛金”的标准是每年从10两银子到最高（大掌柜）100两银子，但分红要多得多。如票号中有十几年工龄、且担任中层管理人员，每年“辛金”为70两银子的员工，有身股5~6厘，平均每年可分红1000两银子。

　　尊重和信任

　　给钱是有效的激励,但钱并不代表一切，员工还需要得到尊重和信任，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晋商的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大东家所代表的所有者只决定企业的大事，如大掌柜的任免和分配。而日常经营管理，包括管理人员的任免、分号的设立、日常经营决策与管理等，完全交给大掌柜。

　　大东家对大掌柜充分放权，不仅自己不干预，还不许自己的亲属（称为“三爷”的儿子、女婿与小舅子）进入自己的企业。大东家对员工的关心还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给已去世的员工在两个账期（6~8年）内，仍可由家属以原身股参与分红，关心有困难的员工，等等。这种对员工的尊重，满足了员工的心理需求，实现了对员工另一种形式的激励。

　　这种激励给企业发展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山西最优秀的人进入晋商商号或票号。二是晋商员工做到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避免了败德行为，并使晋商中出现了一批职业道德高又精于业务的职业经理人。

　　有效的制度要有相应的惩罚

　　激励是要扬善的，但仅仅有激励远远不够。“没有惩罚就没有管理”。晋商们明白，“大棒”与“胡萝卜”同样重要。

　　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晋商的企业已经实现了股份化。在这种企业中，最高的决策者是相对或绝对控股的大股东，晋商中称为大东家。其他股东不参与决策，仅仅分红。但大东家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有两种制度来约束：一是大东家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二是其他股东有撤股权，这种撤股权相当于今天的“用脚表决”。

　　这种制约使大东家决策时极为谨慎，避免了决策引起的失误。大掌柜有独立经营权，但仍然要受大东家和社会的制约。他是大东家任命的，有任命权的人当然有免职权，换句话说，“帽子”在大东家手中。而且，他的身股也是大东家给的，调整权也在大东家手中。从社会的角度看，在当年的山西，做一个大掌柜是极有身份和地位的，一旦失去这个位置，其损失的不仅仅是物质。

　　晋商对员工有严格的行为规范，通常称为“铺规”或者“号规”，包括不准携家属上任，不准嫖妓、宿娼、捧戏子，不准赌博，不准吸鸦片，不准懈怠号事等。此外，晋商还有一套相当完善的业务管理制度，如类似于现代复式记账的“龙门账”，银票的印制、密押和销毁程序，总号监督分号的“巡庄制”，等等。

　　这种激励与约束制度的确起到了有效作用。就晋商最辉煌的票号业而言，在其将近百年的经营中，共经手银子十多亿两，几乎没有发生过被诈骗、贪污、内部人挟款潜逃等现代社会并不罕见的败德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