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吉生虽是中医，但他坐诊看病，注重中西结合。他也一再告诫自己的门生和实习医生：“行医以活人为主，病之宜于西者用西药，宜于中者用中药，切勿有门户之见”。当时有一位癫痫病人不信西药，请裘吉生一定要用中药医治。裘吉生答应了，却在煎药时暗中加入溴化钾。结果，病人很快痊愈，但他浑然不知其中的机巧，这就是裘氏中西医结合的作用。裘吉生因病开药，认为行医看病、治病救人，关键要做到一个“活字”。那时的杭州人很怕大黄、石膏这样的重药，杭州城站铁路局一位职员的太太来看病，须用白虎汤，内有石膏，她不敢吃，裘吉生哄她：“可用荷花露代替。只怕药铺没真货，我家里有，你晚上来取。”待她走后，裘吉生就将石膏煎水冷却。晚上，病人以为是荷花露就高高兴兴地拿走了，病也很快就好了。裘吉生最擅长治疗胃病，他曾用数10年治疗胃病的经验，独创了一个方子叫“疏肝和胃散”，当时誉满国内，被称为“裘一贴”。

　　自西医东渐之后，“中医存废之争”延续了数十年，但最早提出“废止中医”的是汪精卫，他自以为是革新派领袖，到处演讲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就是废止汉医，他的追随者最终在1929年形成了一个议案，“中央卫生委员会”悍然通过所谓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卫生事业障碍案”，认定中医“落后、迷信、不科学”，要用四十年时间给予淘汰。而中医延续千年，救治多少病人，挽回无数生命，怎么说废就废。当时裘吉生等人认为中医不仅不能废，而且还应该继承和光大，裘吉生就挺身而出，联合中医同仁，为捍卫中医事业奔走呼号。他还将长子送去上海南洋医大学习西医，认定“中医犹老态龙钟之人，虽饱尝世故，已步履跛踬；西医犹童年俊杰，英气逼人”。他告诉自己的孩子：“全球各国，文字不同，学术也无不相互为用，中西医的结合，应该叫新医学，或者现代化医学。”3月17日，全国中医抗争大会在上海总商会大厅举行，来了15省234县中医代表281人，路远地偏如香港、四川、云南、陕西等地的中医也都寄来捐款以示响应。裘吉生被推为浙江代表和大会执行主席之一，到达上海，共商对策，当时的会场和报纸上都悬挂和刊登了孙中山先生给裘吉生题辞。在抗议废止中医案的会上，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还提议会议当天为“中医药界大团结纪念日”，这就是后来“3·17国医节”的由来，并第一个站出来自荐赴南京请愿。不久，他就被推为赴南京请愿的代表，为保存中医积极奔走，据理力争，并上书“立法院”，尖锐地指出：“消灭中医，乃外人挟帝国主义借中国内奸走狗实行文化侵略也。”3月22日，他与请愿团一下南京下关火车站，站内站外聚集的一千多名中医界人士顿时沸腾起来，地上还铺上了代表中医的黄色地毯，表明中医是黄帝内经的传人。当时，车站走廊上还有五百多名安徽难民，因为南京市长刘纪文建造中山路，将违章建筑拆除，他们无屋可住，准备返乡。见有新闻记者在采访裘吉生一行，便蜂拥上来，其中两人跃登台上，破口大骂政府取缔中医要不得：“安徽全省西医仅三五十人，要是没有中医，人民的健康就没有保障”。在南京请愿期间，裘吉生利用私人关系奔走会见了多位名人与大佬：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那是光复会一起打天下的老同志；蒋介石亲信、时任南京政府警卫团团长的宣铁吾，那是从前他在绍兴办印刷厂时的工人；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对其有救命之恩……。裘吉生的道理十分贴切：“全国中医有83万人，对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人民做着医疗保健的工作，而全国西医不过六千多人，多数集中在城市，无数乡村县份一个西医都没有，人民一旦有病，唯中医是赖，怎么能废止呢？”当时，正好有一国民党要人招请愿代表治病，欲以验证中医之实效。代表们都推裘吉生开药，结果药到病除，以精湛的医术，为中医争得声誉，为捍卫千年中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最后，在中医药界坚决反对和全国各界人士的声援下，国民政府卫生部被迫撤销提案。期间，裘吉生还凭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同当局反复斗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终于通过了由他提出的设立“中央国医馆”的建议，全国中医界抗争南京政府的活动，至此完美收官。1931年，他担任中央国医馆理事。

　　裘吉生不仅是医学实践家和医事活动家，而且还是一个医普推广家。他一生致力于搜集、整理、出版医学书刊。搜罗孤本、精抄本、医稿等三千余种约两万册，但他并不自私自秘，而是旨在公开普及。针对旧时医家多守秘方、秘而不宣的流习，他破旧立新，一是在主持《绍兴医药学报》的编务后，成立了“流通医药书籍有限公司”，以市场化的手段力促医籍流通公开，促使中医药书籍得以流通发行，还亲自设计学报封面，上书一个很大的“秘”字，一人手持大锤猛向“秘”字砸去，线条粗犷，画意显豁，发人深省；二是整理古籍，编辑《三三医报》，更妙的是医报底面注明“准许翻印，版权所无”的字样，这是出版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三是毕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