嵊县地处浙江省东部，是个半山区县，四面环山，与邻县毗邻地区历史上一直是强盗出没的地区和武装斗争多发地区。解放初，这些地区成了土匪武装活动的地方。嵊县解放前夕，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嵒频频召见嵊县军政要员，谋划应变部署，并向嵊县输入大量的军用器械，为发展土匪武装作准备。嵊县又是国民党势力和封建地主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是蒋介石故里奉化的邻县，其母亲老家葛竹原属嵊县，与嵊县关系盘根错节，有多名嵊籍要员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任职，特别是周嵒、竺鸣涛、赵观涛等都是蒋介石的亲信和嫡系。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进一步扩充基层组织，由县政府发文，令乡、镇、保、甲长一律参加国民党，将乡直属区分部改为区党部，各保成立区分部。至民国34年(1945)底，嵊县国民党员增至1600余名。民国36年(1947)，国民党、三青团合并，国民党势力更渗透至城乡各地。嵊县还有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向嵊县派驻调查员、通讯员、密查员等，进行特务活动。他们控制要害机关，密查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情况，刺探四明山革命游击队活动情况，定期向上级汇报。民国35年(1946)，“中统”在嵊县组织“防奸情报网”，配有情报员25名。后成立情报组，设6个联络站，35个小组。1949年嵊县解放前夕，交警十九纵队与嵊县警察局组成属军统特务组织的军警稽查处，建立不到半个月，纵队撤走，组织解体。据统计，解放前，嵊县特务组织有241人。另外，县内还有反动道会门圆顿教、一贯道、长生道、纯阳道、同善社等组织，先后滋生于民国时期。在社会上还有一批地主恶霸、封建把头、帮会头子、地痞流氓等反动分子。这些党、政、军、特等组成地方反动势力，长期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深恶痛绝。

　　1949年5月22日，嵊县解放。6月10日，中共嵊县委员会和嵊县人民政府成立，人民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但是，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土匪、特务、恶霸和反动道会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失败，他们相互勾结，网罗地痞流氓，疯狂地向新生的人民政府反扑，妄图复辟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嵊县一解放，县内各种反动势力就按照解放前夕谋划的应变部署，又从逃至宁波的国民党省政府运回大批武器装备，拼凑土匪武装约41股3000余众。他们与各地恶霸互相勾结，疯狂袭击区乡政府，抢劫公私财物，破坏交通、电汛设施，还制造暗杀事件，杀害干部群众，活动十分猖獗，妄图在嵊县建立反共基地，策应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嵊县一解放，县委、县政府和驻嵊解放军部队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剿匪反霸斗争。经过一年半艰苦卓绝的斗争，至1950年底，县内股匪基本肃清，共歼降股匪1500余名，缴获各种武器2500余支(挺)。

　　解放初期，虽然在开展剿匪反霸斗争的同时，对残存的反革命势力也进行镇压，至1950年10月，全县逮捕反革命分子249人，判处死刑16人，但当时由于指导思想上存在右倾，出现捉捉放放的“宽大无边”的现象。例如对捕获的千余名土匪，极大部分经教育后释放，真正逮捕关押的属极少数。有些恶霸、特务、土匪、反革命分子仍然逍遥法外。如土匪大头子操家政，1949年6月中旬，慑于大军压境的军事威力，曾命部分土匪，携带武器向人民政府假投降，暗中却密令匪骨干窜回南山老窠伺机反扑。当时由于片面理解中央的“宽大”政策，对罪恶昭彰的反革命分子，不区分真假投降，缴出部分武器后，不论首恶胁从，一律遣散。8月初，剿匪斗争形势曾一度陷入坐以待援，单纯依靠主力部队进剿的被动局面。匪首操家政以为时机已到，又于8月9日重新打出“嵊新诸边区反共自卫支队司令部”的旗号，匪军扩充至400余众，盘踞嵊县南山区沈大湾、屏岫、相家岭、西景山等地，气焰十分嚣张。后在解放军全力进剿下，操匪瓦解涣散，操家政被迫再次要求投降，被捉后在绍兴伏法。

　　由于打击不够有力，对一些该捕该杀的没有及时逮捕法办，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仍然十分猖獗。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道会门头子互相纠结，制造谣言、抢劫民财、破坏交通、暗杀干部群众、袭击区乡政府，甚至密谋武装暴动，给当时的剿匪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造成很大阻力，严重威胁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嵊县解放至1950年9月，发生暗杀事件19起，被杀20人。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时机已到”，气焰更加嚣张。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人民群众夜里不敢外出，早早关门睡觉，农民、工人无心生产，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前段时间和一些地方曾经存在的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遵照中央的指示，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10月，嵊县开展了为期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下简称镇反)。运动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高潮”镇反，包括反动党团特人员登记，打击重点是恶霸、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和其他方面的反革命分子。第二阶段“中潮”镇反，以取缔反动道会门为主，结合肃清其他反革命残余。第三阶段“三期”镇反，着重进行水上民主改革，整顿管制工作，结合取缔反动道会门补课，搜捕漏网反革命分子。最后进行镇反判定，对镇反运动作结论。

　　一、“高潮”镇反

　　1950年8月，开始做对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等反动组织登记的准备工作。10月27日，县公安局举办反动党团特骨干分子集训班，集中117名反动党团特骨干(其中国民党区分部以上人员73人，三青团分队长以上7人，特务11人，其他26人)，进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教育。

　　11月初，县委根据上级关于镇反运动的指示精神，分别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和区乡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制定的镇反路线、方针、政策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惩治不法地主条例》、《惩治土匪暂行条例》，检查前阶段镇反工作情况，纠正镇反中出现的“宽大无边”偏向，布置今后镇反工作。用控诉三大敌人(地主、土匪、特务)暴行的方法，提高干部对敌人的仇恨，打通思想，发动干部积极投入到镇反工作中去。接着召开农代会、妇代会、积极分子训练班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抗美援朝、土改和镇反运动教育，放手发动群众，通过控诉侵华日军暴行和恶霸地主、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群众的罪行，激起群众对敌人的仇恨，认识美国和蒋介石集团是土匪、特务、地主的总后台，而土匪、特务和地主是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爪牙，只有消灭敌人的“千里眼、顺风耳、地理仙”，土改才能彻底，翻身才能保得牢，才能不吃“二遍苦”。同时，县委成立嵊县保卫委员会，由县委书记、县长、县大队副政委、公安局长、县农会主席5人组成，领导全县镇反运动。11月，县人民法庭成立，县长丁友灿任审判长，与人民法院合署办公。下设崇仁、长乐、甘霖、三界、城东5个分庭。县委统一组织、统一领导公安、法院、法庭的镇反工作。另外还组织审理小组，县委书记亲自审批，防止草率从事。各区也建立审理小组，区委书记任组长。

　　12月，县设立反动党团特人员登记总处，另设长乐、甘霖、崇仁、三界、城东5个分处，全面开展反动党团特人员登记工作。机关内部单位由县委组织部负责登记。至月底，登记基本结束，共登记反动党团特人员2629人(国民党员2023人、三青团254人、青年党2人、民社党23人、特务155人、武装匪特172人)，其中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以上22人、区分部委员以上260人，民社党区分部委员以上4人，三青团分队长以上31人，军统特务64人，中统特务6人，其他特务84人，武装匪特172人，其他人员1940人，机关内部46人。其中经登记新发现反动党团特人员1933人。同时缴获长短枪3支，子弹835发，收缴各种证章、书刊、文件、名册5372份，其他物品2139件。通过登记，进一步掌握了敌特组织底细，为开展镇反运动提供了线索和对象。

　　12月中旬，县委经过充分准备，首先在崇仁镇选择五名罪行较大的案犯，召集群众代表和苦主^①2000余人，运用人民法庭公开审判，各区派代表参加。苦主争先恐后上台控诉，声泪俱下，审判委员会当庭判决。社会各界代表均上台发言，表示拥护，台下口号不绝，欢声雷动。次日召开万人大会，庆祝公审胜利，宣判执行死刑四名，判刑一名。这次大会以实际行动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迅速转变干部、群众思想，教育了各区参加公审的干部。县委及时总结经验，迅速推动各区乡的镇反运动。随后，县委领导亲自到各区乡检查帮助，纠正偏向，支持干部大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反革命，镇反运动逐步形成高潮。如长乐区五个乡，在各乡农代会上，一次就检举了121名不法地主，经县委审理后，第一批逮捕了50名。各区乡组织代表、积极分子进行普遍宣传，培养教育苦主，搜集材料，发动群众控诉地主、恶霸罪行。

　　1951年2月2日，县人民法庭在崇仁镇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崇仁“土皇帝”、大地主裘祝馨，25人上台控诉。裘祝馨(1889～1951)，崇仁镇人，民国5年(1916)起任自治委员、自治局长。16年(1927)4月11日，纠集县巡缉队等，冲击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左派)，参与枪杀革命志士张本芝、华伦初。后任崇仁镇镇长、区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三联乡总队总队长，勾结日伪，私造武器，拥有人枪千余。抗战胜利后，任嵊西清乡委员会副主席、县参议会副议长等职，被裘及其下属杀害的群众有40多名。解放后，匿居上海，经政府五次函电催促，避不到案，1月从上海被押解回嵊。公审大会后，下午举行庆祝公审胜利万人大会，会后裘祝馨被处决。

　　2月17日，县委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二、三月份工作计划》，指出：二、三月份为打击恶霸、匪首、惯匪阶段，而把镇压恶霸地主放在第一位，在3月10日以前以迅速清理现押人犯为主，做到好、准、快，为以后彻底镇压恶霸、惯匪做准备。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以下称《条例》)，使镇反运动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县委召开会议，布置广泛宣传《条例》，并将《条例》翻印成小册子和单页，发给代表和积极分子学习。全县镇反运动发展不够平衡，3月中旬，县委召开第一批完成土改的22个乡干部与积极分子会议，检查总结土改和镇反工作。通过算胜利账和如何巩固胜利教育。重新学习《条例》，按照镇反的范围与标准，检查出63名漏网反革命分子，经检查后逮捕法办。

　　5月1日，全县城乡举行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游行示威，同时各区大张旗鼓地开庭宣判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地主。将208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犯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全县参加大会群众共22万人。从这以后，反革命分子慑于群众的威力，纷纷向政府投案自首和检举揭发，镇反运动形成了新的高潮。在县城，先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会初步定刑，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将反革命分子带到现场，苦主上台控诉，经核准后宣判执行，共杀了三批。还举办两次反特展览，展出特务、反革命分子的罪证，参观群众十分踊跃，参观人数占全城人口的64%。在农村，开展演戏、漫画宣传等，收到很好成效。各乡在首批镇压后，均进行群众性的庆祝胜利游行。

　　镇反运动在短时间内形成高潮以后，有部分干部群众滋长了“左”的思想倾向，出现了捕人控制不严，草率捕人等乱捕、乱斗违反政策的现象，直接影响了镇反运动的健康发展。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和避免可能发生的错误，5月，中共中央及时决定立即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省委、地委决定，从6月1日起，捕人权一律收归地委，杀人权一律收归省委。此后，又产生了缩手缩脚的现象，放松了警惕，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发生一些报复性破坏活动。这期间发生纵火四起，放毒两起，打击诬告村干部两起，并在山上发现无名人头案两起。县委及时召开会议，明确镇反的范围和标准，检查前阶段工作，明确“收缩”是为了更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对罪恶大、民愤大的反革命分子，经呈报批准，仍应坚决镇办。

　　高潮镇反至1951年10月告一段落，共逮捕2555名，处死刑93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