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浙江越剧团《晴雯之死》中饰演王夫人的剧照。

　　1944年，我们得知桃源乡乡主庙为成立越剧小科班正在招生。当时我一个同伴叫吕素梅，长我两岁，约我同去报名。恰好此时，本村有一长工，是乡主庙所在地塘下胡岭口人，他愿意带我们两人去。我俩便瞒着父母亲，跟那位长工去报名了。到了乡主庙后，我们问负责招生的班主：“我俩可以学戏吗？”班主看我俩长得不错，答话也流利，便满口答应说：“可以，可以，你们来好了。”

　　能找到出路，去独立生活，减轻父母亲的负担，是我的迫切愿望，学戏是个好机会。我便回家同父母亲和兄长商量，父母亲有些犹豫不决。当时社会上称演员为“戏子”，叫做“吃开口米饭的”，也说成是“油炒米饭”。演过戏的姑娘不好嫁人，因为被人瞧不起。另外，报名学戏要交三个月培训费，每个月三斗米，还有一块五毛钱的菜金，这是一大负担，对困难家庭来说并非易事。幸好那个时候，哥哥做箍桶生意，家境开始有些好转。又幸亏大哥、二哥的支持，说服了父母亲，同意我去学戏。但那时我家仍然贫寒，我出门家里连棉被都拿不出，去了以后只得跟素梅合铺睡觉，两人同盖一条棉被。

　　乡主庙空荡荡的，三面都是神龛。我们学戏的几十个女孩子睡在厢楼的地板上。班主只请了一位老师，他为了省钱，给我们吃得很差，每餐一点烂腌菜，饭也供应不足，姐妹们常常处于半饥半饱中。女孩子中稍为大点的比较懂事，她出了点子，就联络大家罢饭。学大面角色的王秋花说：“现在我们大家是自己拿出米和菜金的，吃得这么差，那以后怎么办？我们集体不吃饭，难难班主。”通过相互沟通，第二天中午大家盛好饭捧着，秋花一个眼色，大家都把饭碗放在饭桌上，各自都走出饭厅。有的女孩子坐在庙堂大门口石槛上哭了。这时老师、班主急了。最后由老师出面向班主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并对同学们讲了好话，劝大家吃饭后再商量。经过一场风波，伙食才稍有改善。

　　学戏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每天天未亮就起床练功、吊嗓子，我们这些苦出生的孩子都比较刻苦、认真，老师教得也较严格。

　　我和素梅到乡主庙学戏不久，悲剧就发生了。有一天晚上，我感到她浑身发烫，热得我俩一夜未睡好。那时我们年龄小，不懂事，不知道发高烧的危险性，她也没说热得难受。第二天早晨，我照常去练功，没叫她起床，只是替她向老师请了假。天亮练功结束后，我回到宿舍，叫她起床，她没答应，我便推推她，她还是一动不动，我急了，赶忙去叫老师。老师过来一看，觉得不对，马上把她从地板上抬出来。本来应该立即去请医生治病，但那时根本不知道看医生，而是由老师去烧香求神，取来香灰给她吃。同时通知她的家人，她家来人用竹被笼抬她回家。回家后也不求医，只说是被狐狸精缠身，就这样她的病被延误了。第二天传来消息，她已经离开了人世。

　　我家里人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着急。父亲立即赶到乡主庙，叫我回家算了。在这种情况下，师傅、班主哪肯放我呢？我一走更要影响其他同学的情绪。当时我流着眼泪，左右为难，如果回家，那戏就学不成了，如果留下，连晚上睡觉的棉被都没有。小姐妹们都为我着急，也希望我不要走。我把晚上睡觉没棉被的事一说，站在我身边的乌榆湾村的潘金花立即对我说：“那你跟我睡好了。”最后，我征得父亲的同意，留下继续学戏。从此以后，我和金花合铺，过完了学徒期。

　　学戏体力消耗大，十五、六岁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特别大，总感觉吃不饱。我吃饭快，还勉强能吃饱。金花动作慢，等她一碗吃完，锅里已没饭了，常常半饥半饱。父亲知道后就教我：“吃大锅饭，第一碗饭你要盛得少、吃得快，吃完后赶紧盛第二碗，第二碗要盛得又实又满，分部分给金花。如果第一碗盛得多、吃得慢，要盛第二碗怕是盛不到了。”父亲还说：“金花的第一碗饭要盛满，这样你们两人都能吃饱。”父亲的办法真好，这样一来，我们两个人基本都能吃饱了。后来的日子里，我和金花像亲姐妹一样，共同学习，互相鼓励，生活上互相帮助。也从那时开始，父亲和金花的父亲瑞松阿叔，结交成为兄弟一样的好朋友，我家同金花家也像亲戚一样往来。不幸的是科班散伙后，金花跟随另外剧团去外地演出，不到半年，说是生急病治疗无效，年轻轻就夭折了。这一沉重打击，使瑞松阿叔阿婶非常难过。有一天，我去探望两位老人，他俩拉着我的手说：“金花不在了，我们两家要照常来往，把妹妹流花当作金花，同你照样要像姐妹一样保持联系。”从此以后，我若回家探亲，总要去乌榆湾探望两位老人，并同流花保持长期的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