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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戏之路
来源:嵊州新闻网 作者: 丁秀花 2013年03月20日16:17:19 

当时抬病人用的竹被笼

  1950年初春,有一天,瑞松阿叔到我家做客,谈及要找一位姑娘做侄媳妇之事。他哥哥英年早逝,留下一个侄子,自己只生了四个女儿,其中三个女儿早逝,便想把侄子作为终身依靠。我父母亲对此事十分关心,多次说“受人之托,这事一定要办好”。经过再三物色,觉得村里吕茂奎的女儿吕月娟是个不错的姑娘,她为人诚实、勤劳、性格随和,且长相又好。经过我父母亲的介绍,双方大人的互相了解,及两位年轻人的接触,一说即成。所以我父母非常高兴,做了一件双方满意的好事。后来事实证明我父母是很有眼光的,月娟不但孝敬公婆、夫妻恩爱、儿女成群,对瑞松阿叔唯一活着的女儿潘流花也照顾有加。我们两家作为世交,关系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后话。

  三个月的培训,我学会了《武家坡》薛平贵一角的表演和唱功,其他人学习了几段小戏,曾正式演出了几场。后因班主无经济实力,戏班散伙了。

  散伙回家后,我们黄胜堂村的老艺人吕樟校,在本村办了个小科班,我又去参加学习。在本村学戏,吃、住都在家里,较为方便。该小科班聘请的老师也较好,武功老师叫屠顺见,还有一位姓钱的文戏老师。上课较正规,自排大戏《碧玉簪》,我饰演李廷甫一角,上演后反映尚好。

  1945年春节后,吕樟校作为班主,带了我们几十个学生,另聘了几个老演员,正式组成一个演出团体,雇了几辆手拉车,载戏装道具从黄胜堂出发,我们则步行,到东阳县一个村庄演出。但第一站就碰上困难。那时兵荒马乱,国民党政府官员和伪乡保长对剧团审查甚严,根本不让你演出。班主到处求情联系,只演了几场,赚了点口粮钱。接着班主带着大家继续往西走,演演停停,日子过得极为艰难。

  在演出途中,发生了一件使我终生难忘的事。在一次练功时,我不慎跌了一跤,把右手腕扭伤了,疼痛难忍,但还得坚持演出,一下台就痛得直哭。正在那个时候,舞台边有一位卖烧酒的老人,他见我因伤痛在哭,便叫住屠老师,给了他一碗烧酒,把酒点燃后,两人拉住我挫伤的手,在烧酒火焰上烧拍。当时痛得我直跺脚,忍不住放声大哭。经过这种土法治疗,第二天我的手腕居然神奇般的不痛了。至今,我对那位慈祥老人还历历在目,可惜已无法报答了。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不久国民党发动了内战,处处可见国民党部队,这帮残兵败将,到处横行霸道,弄得民不聊生。老百姓生活艰难,哪有心思看戏。戏班生存不下去了,聘来的老演员也纷纷被解聘,各自寻找出路。留下我们一批小姑娘,流落到丽水地区缙云县。我们住在半山上的城隍庙里,老师带我们几位去街坊茶店里唱几段戏,讨点钱买米或玉米粉,又去田野里找点野菜熬成薄粥充饥,成为落难的讨饭佬了。艰苦的日子过了很久,班主吕樟校见此状况,觉得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要大家分别捎信回家,说“我们一批人落难了”。

  各自的家长得此消息后,都极为焦急。我父亲约了其他几位家长,带着干粮,步行了几天,赶到缙云城隍庙找到了我们。吕老师和几位家长及屠老师等人便共同商量如何回家的事。他们首先把戏装道具寄托在可靠人家里,学生个人行李能带的各自带,带不走的只得抛弃。我的行李由父亲挑着回家。

  我们这些年轻人,长期没有卫生条件,几乎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得了疥癞疮,头上生虱子。我头上长满虱子,只得把头发剪了,变成男孩子模样。当时,天气变热了,我上身穿大襟短袖衫,下身穿短裤,脚穿草鞋,背上一只布袋,行走在回家的路上,这副模样常被路人议论:“喂!这个是男人还是女人?”逗得大家一起笑我。

  从缙云出发,回到老家整整走了五天。在这五天中,途中只烧过五顿饭。从早晨集体上路,到傍晚找一个村庄,班主向当地人说明原因,请他们施舍点柴米菜,找一个栖身场所,一般都是在当地祠堂庙宇过个夜。晚餐大家吃一顿饱饭,余下饭菜大家分一点,第二天带上路上食用。

  屠顺见老师一家三口,包括师娘和一个两岁的女儿,也照样受苦受累。师娘将衣服、手表都卖掉,换点面条充饥,还分给学生们吃。我们第二天到东阳县茅棚村,住在祠堂里,晚上大家躺在祠堂的戏台上休息。突然来了几个不三不四的地头蛇(流氓),恰好那时,吕老师坐在大门口石门槛上,见来者不善,便警觉地把他们阻拦在门外。那伙人说:“要找人唱戏去。”吕老师和蔼地向他们解释说:“我们是一批小学生,还不会唱戏。”正在紧急之时,有位家长很机灵,他快速地冲到台上,把我、美花、素娟这三个长得稍高的姑娘拉下戏台,带到祠堂后厅老百姓放寿材的地方,找个角落躲了起来。我们三人挤在一起,不敢出声,蚊子咬得厉害,也不敢拍。蹲得双脚发麻,也只得忍着。

  歹徒蛮横无理,要闯进祠堂来,吕老师婉言相劝,阻挡不住,最后只得把全体学生叫醒,集合起来,让歹徒们查看。歹徒见眼前确是一批小孩子,但还不死心,他们见屠师娘年轻,想欺侮她。后经吕老师严正呵斥,歹徒们才离开。

  我父亲眼睁睁地躺在戏台地板上,他不知道我藏在哪里,很为我担心。我们三人在墙角里蹲到半夜,月亮正中时刻,听戏台边寂静无声,就悄悄摸到戏台上。我见到父亲,叫了声“爹!”父亲爱惜地说:“快来睡吧。”这话被吕老师听见了,即发火骂了我们:“快回去原处躲着。”听到吕老师的骂声,我们只得回到原来地方,一直蹲到天亮。

  遭受一夜磨难,我们三人个个筋疲力尽。天蒙蒙亮就起身,也没有烧饭,各自吞了几口冷饭就出发了。出发前,屠师娘发脾气了,她埋怨丈夫无能,害她险遭歹徒的侮辱,便丢下女儿,欲去投河自尽。学生们见状,死死拉住屠师娘,流着眼泪劝她别那样,当时的情景实为凄惨。最后屠师娘才断了自尽的念头,边哭边走,边埋怨丈夫,跟随大家继续上路。

  最后一天,走到了嵊县长乐附近,有的家长已经带上麦饼之类的干粮来候接我们了。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饥不择食,一吃上麦饼,就高兴得流下热泪。

  这五天中,一共走了几百里路,中途饥寒交迫,担惊受怕。我父亲也同大家一起,熬过了这段艰苦的日子,最后总算平安到家。

  回家后,父亲很是伤心,他从内心发出感叹,说:“我只有一个女儿,就是晒白鲞也勿让伊出去了。”他深深体会到,这“开口米饭”是不易吃的。

  自学戏之始,我就一直不愿半途而废。在家大约呆了二三个月后,恰好邻村同学尹美琴、尹巧琴来约我,说尹家村有一主要演员尹樟香在组织剧团,急需四个龙套演员,问我是否愿意去。我一听这消息,便满口答应。由于我的决心,父母亲也阻挡不了。我们就马上随团先去天台演出。那时交通不便,要爬山过岭,除了主要演员坐轿上路,我们初学戏的只好跟着走,只有二哥一路护送照顾我。到达天台县,住宿在祠堂里。

  因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待遇,报酬极为微薄,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生活也极为艰苦,剧团换地方都是步行,吃的是大锅饭清汤菜。在动荡社会,剧团常遭地痞恶棍欺侮。曾在一小镇演出时,国民党部队因派别斗争动武,开枪打死了一个人,现场观众乱了一阵后都逃散,我们演职员个个吓得发呆,受惊了整整一夜。后被禁演,剧团一时无处去,只得暂住在剧场内。班内每天供应饭菜很少,天天吃水煮冬瓜。因吃不饱饭,我又记起了父亲当年教我的办法,我只好这样做了,其实是和同事们抢饭吃,实在是无奈之举。

  那时我虽年龄不大,但基本能管理自己,也懂得同伴间互相爱护。在业务上,我和美琴等,专心自学,每天观摩老演员演技,天天早起练功。为了求教,还主动帮助老演员和剧团技导打水洗衣服。除完成龙套任务外,慢慢去顶一些小角色,争取上台演出。当时社会为保自己饭碗,同行间也有成冤家的。例如,有一天团内一位姓张的老生因爱打麻将,白天不愿演出。那天下午的节目是《碧玉簪》,因老生角色李廷甫是我科班学过的,就主动对她说“让我演”。她就同意了。我演出后,团内人反应尚好,说我演得不错,可张听后不高兴,怕我抢她饭碗,从此不太理我了。这种情况是当时社会的通病。

  在天台、宁海、象山等地演出的两年多时间里,记得大哥曾去象山看我一次,还给我买来一斤干荔枝。他去大海看潮水,玩得很开心。

  1947年,剧团过年前放假,那时我们在宁海县演出,但剧团已被当地的黑势力控制,我们演戏只管饭,不付戏价,班主连演员回家的路费都发不出。父母获此消息后,就叫二哥从嵊县赶去宁海县,带我回家。那次也是爬山过岭步行两天才到家的。

  1948年春,我去名演员赵瑞花为班头的“瑞月舞台”,在杭州、绍兴、萧山等地演出。那时,我已开始从学员升为正式演员。

  1949年,全国基本解放了,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从前所谓的“戏子”,成为新中国新一代文艺工作者。1950年底,巧遇绍兴地委鲁迅越剧团(地区文工团)招聘演员,我毅然决定参加文工团,即参加革命。那时我开始能赚点工资了,当时写信到家,征求意见时,父母亲有点疑虑,不大同意,多亏两位哥哥的支持,打消了父母亲的顾虑。对我来说,参加国营剧团是一个主要的人生转折点。1952年初,中央提出文艺团体要专业化,全省13个地区文工团集中在杭州灵隐整编。经过选拔,成立浙江省文艺工作团,其余人员都去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我被调进省文工团越剧队,后改为浙江越剧团,团部设在市中心孩儿巷,较固定的演出场所是胜利剧院。我也成了该团的演员之一,演老生,兼演老旦。

  (本文作者:丁秀花,1930年生,甘霖镇黄胜堂村人,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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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东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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