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春，有一天，瑞松阿叔到我家做客，谈及要找一位姑娘做侄媳妇之事。他哥哥英年早逝，留下一个侄子，自己只生了四个女儿，其中三个女儿早逝，便想把侄子作为终身依靠。我父母亲对此事十分关心，多次说“受人之托，这事一定要办好”。经过再三物色，觉得村里吕茂奎的女儿吕月娟是个不错的姑娘，她为人诚实、勤劳、性格随和，且长相又好。经过我父母亲的介绍，双方大人的互相了解，及两位年轻人的接触，一说即成。所以我父母非常高兴，做了一件双方满意的好事。后来事实证明我父母是很有眼光的，月娟不但孝敬公婆、夫妻恩爱、儿女成群，对瑞松阿叔唯一活着的女儿潘流花也照顾有加。我们两家作为世交，关系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后话。

　　三个月的培训，我学会了《武家坡》薛平贵一角的表演和唱功，其他人学习了几段小戏，曾正式演出了几场。后因班主无经济实力，戏班散伙了。

　　散伙回家后，我们黄胜堂村的老艺人吕樟校，在本村办了个小科班，我又去参加学习。在本村学戏，吃、住都在家里，较为方便。该小科班聘请的老师也较好，武功老师叫屠顺见，还有一位姓钱的文戏老师。上课较正规，自排大戏《碧玉簪》，我饰演李廷甫一角，上演后反映尚好。

　　1945年春节后，吕樟校作为班主，带了我们几十个学生，另聘了几个老演员，正式组成一个演出团体，雇了几辆手拉车，载戏装道具从黄胜堂出发，我们则步行，到东阳县一个村庄演出。但第一站就碰上困难。那时兵荒马乱，国民党政府官员和伪乡保长对剧团审查甚严，根本不让你演出。班主到处求情联系，只演了几场，赚了点口粮钱。接着班主带着大家继续往西走，演演停停，日子过得极为艰难。

　　在演出途中，发生了一件使我终生难忘的事。在一次练功时，我不慎跌了一跤，把右手腕扭伤了，疼痛难忍，但还得坚持演出，一下台就痛得直哭。正在那个时候，舞台边有一位卖烧酒的老人，他见我因伤痛在哭，便叫住屠老师，给了他一碗烧酒，把酒点燃后，两人拉住我挫伤的手，在烧酒火焰上烧拍。当时痛得我直跺脚，忍不住放声大哭。经过这种土法治疗，第二天我的手腕居然神奇般的不痛了。至今，我对那位慈祥老人还历历在目，可惜已无法报答了。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不久国民党发动了内战，处处可见国民党部队，这帮残兵败将，到处横行霸道，弄得民不聊生。老百姓生活艰难，哪有心思看戏。戏班生存不下去了，聘来的老演员也纷纷被解聘，各自寻找出路。留下我们一批小姑娘，流落到丽水地区缙云县。我们住在半山上的城隍庙里，老师带我们几位去街坊茶店里唱几段戏，讨点钱买米或玉米粉，又去田野里找点野菜熬成薄粥充饥，成为落难的讨饭佬了。艰苦的日子过了很久，班主吕樟校见此状况，觉得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要大家分别捎信回家，说“我们一批人落难了”。

　　各自的家长得此消息后，都极为焦急。我父亲约了其他几位家长，带着干粮，步行了几天，赶到缙云城隍庙找到了我们。吕老师和几位家长及屠老师等人便共同商量如何回家的事。他们首先把戏装道具寄托在可靠人家里，学生个人行李能带的各自带，带不走的只得抛弃。我的行李由父亲挑着回家。

　　我们这些年轻人，长期没有卫生条件，几乎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得了疥癞疮，头上生虱子。我头上长满虱子，只得把头发剪了，变成男孩子模样。当时，天气变热了，我上身穿大襟短袖衫，下身穿短裤，脚穿草鞋，背上一只布袋，行走在回家的路上，这副模样常被路人议论：“喂！这个是男人还是女人？”逗得大家一起笑我。

　　从缙云出发，回到老家整整走了五天。在这五天中，途中只烧过五顿饭。从早晨集体上路，到傍晚找一个村庄，班主向当地人说明原因，请他们施舍点柴米菜，找一个栖身场所，一般都是在当地祠堂庙宇过个夜。晚餐大家吃一顿饱饭，余下饭菜大家分一点，第二天带上路上食用。

　　屠顺见老师一家三口，包括师娘和一个两岁的女儿，也照样受苦受累。师娘将衣服、手表都卖掉，换点面条充饥，还分给学生们吃。我们第二天到东阳县茅棚村，住在祠堂里，晚上大家躺在祠堂的戏台上休息。突然来了几个不三不四的地头蛇(流氓)，恰好那时，吕老师坐在大门口石门槛上，见来者不善，便警觉地把他们阻拦在门外。那伙人说：“要找人唱戏去。”吕老师和蔼地向他们解释说：“我们是一批小学生，还不会唱戏。”正在紧急之时，有位家长很机灵，他快速地冲到台上，把我、美花、素娟这三个长得稍高的姑娘拉下戏台，带到祠堂后厅老百姓放寿材的地方，找个角落躲了起来。我们三人挤在一起，不敢出声，蚊子咬得厉害，也不敢拍。蹲得双脚发麻，也只得忍着。

　　歹徒蛮横无理，要闯进祠堂来，吕老师婉言相劝，阻挡不住，最后只得把全体学生叫醒，集合起来，让歹徒们查看。歹徒见眼前确是一批小孩子，但还不死心，他们见屠师娘年轻，想欺侮她。后经吕老师严正呵斥，歹徒们才离开。

　　我父亲眼睁睁地躺在戏台地板上，他不知道我藏在哪里，很为我担心。我们三人在墙角里蹲到半夜，月亮正中时刻，听戏台边寂静无声，就悄悄摸到戏台上。我见到父亲，叫了声“爹！”父亲爱惜地说：“快来睡吧。”这话被吕老师听见了，即发火骂了我们：“快回去原处躲着。”听到吕老师的骂声，我们只得回到原来地方，一直蹲到天亮。

　　遭受一夜磨难，我们三人个个筋疲力尽。天蒙蒙亮就起身，也没有烧饭，各自吞了几口冷饭就出发了。出发前，屠师娘发脾气了，她埋怨丈夫无能，害她险遭歹徒的侮辱，便丢下女儿，欲去投河自尽。学生们见状，死死拉住屠师娘，流着眼泪劝她别那样，当时的情景实为凄惨。最后屠师娘才断了自尽的念头，边哭边走，边埋怨丈夫，跟随大家继续上路。

　　最后一天，走到了嵊县长乐附近，有的家长已经带上麦饼之类的干粮来候接我们了。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饥不择食，一吃上麦饼，就高兴得流下热泪。

　　这五天中，一共走了几百里路，中途饥寒交迫，担惊受怕。我父亲也同大家一起，熬过了这段艰苦的日子，最后总算平安到家。

　　回家后，父亲很是伤心，他从内心发出感叹，说：“我只有一个女儿，就是晒白鲞也勿让伊出去了。”他深深体会到，这“开口米饭”是不易吃的。

　　自学戏之始，我就一直不愿半途而废。在家大约呆了二三个月后，恰好邻村同学尹美琴、尹巧琴来约我，说尹家村有一主要演员尹樟香在组织剧团，急需四个龙套演员，问我是否愿意去。我一听这消息，便满口答应。由于我的决心，父母亲也阻挡不了。我们就马上随团先去天台演出。那时交通不便，要爬山过岭，除了主要演员坐轿上路，我们初学戏的只好跟着走，只有二哥一路护送照顾我。到达天台县，住宿在祠堂里。

　　因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待遇，报酬极为微薄，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生活也极为艰苦，剧团换地方都是步行，吃的是大锅饭清汤菜。在动荡社会，剧团常遭地痞恶棍欺侮。曾在一小镇演出时，国民党部队因派别斗争动武，开枪打死了一个人，现场观众乱了一阵后都逃散，我们演职员个个吓得发呆，受惊了整整一夜。后被禁演，剧团一时无处去，只得暂住在剧场内。班内每天供应饭菜很少，天天吃水煮冬瓜。因吃不饱饭，我又记起了父亲当年教我的办法，我只好这样做了，其实是和同事们抢饭吃，实在是无奈之举。

　　那时我虽年龄不大，但基本能管理自己，也懂得同伴间互相爱护。在业务上，我和美琴等，专心自学，每天观摩老演员演技，天天早起练功。为了求教，还主动帮助老演员和剧团技导打水洗衣服。除完成龙套任务外，慢慢去顶一些小角色，争取上台演出。当时社会为保自己饭碗，同行间也有成冤家的。例如，有一天团内一位姓张的老生因爱打麻将，白天不愿演出。那天下午的节目是《碧玉簪》，因老生角色李廷甫是我科班学过的，就主动对她说“让我演”。她就同意了。我演出后，团内人反应尚好，说我演得不错，可张听后不高兴，怕我抢她饭碗，从此不太理我了。这种情况是当时社会的通病。

　　在天台、宁海、象山等地演出的两年多时间里，记得大哥曾去象山看我一次，还给我买来一斤干荔枝。他去大海看潮水，玩得很开心。

　　1947年，剧团过年前放假，那时我们在宁海县演出，但剧团已被当地的黑势力控制，我们演戏只管饭，不付戏价，班主连演员回家的路费都发不出。父母获此消息后，就叫二哥从嵊县赶去宁海县，带我回家。那次也是爬山过岭步行两天才到家的。

　　1948年春，我去名演员赵瑞花为班头的“瑞月舞台”，在杭州、绍兴、萧山等地演出。那时，我已开始从学员升为正式演员。

　　1949年，全国基本解放了，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从前所谓的“戏子”，成为新中国新一代文艺工作者。1950年底，巧遇绍兴地委鲁迅越剧团(地区文工团)招聘演员，我毅然决定参加文工团，即参加革命。那时我开始能赚点工资了，当时写信到家，征求意见时，父母亲有点疑虑，不大同意，多亏两位哥哥的支持，打消了父母亲的顾虑。对我来说，参加国营剧团是一个主要的人生转折点。1952年初，中央提出文艺团体要专业化，全省13个地区文工团集中在杭州灵隐整编。经过选拔，成立浙江省文艺工作团，其余人员都去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我被调进省文工团越剧队，后改为浙江越剧团，团部设在市中心孩儿巷，较固定的演出场所是胜利剧院。我也成了该团的演员之一，演老生，兼演老旦。

　　(本文作者：丁秀花，1930年生，甘霖镇黄胜堂村人，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