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像

　　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教育家，他也是较早提出“科教救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他早期的教育实践，从南下绍郡中西学堂到担任嵊县剡山、二戴书院院长,再到上海南洋公学从教时期,即开始了“教育救国”的探索。蔡元培先生在嵊县的教育活动，时间不长，史料记载不多。这个时期作为蔡先生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他在“教育救国”的历史使命下实施的积极探索。在嵊县短暂的教育活动中,他坚持“益己益世”的宗旨,以求实求新的精神推进教育改革,对其教育思想的成熟以及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蔡先生在嵊县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探索,承前启后,光照后世。

　　一 辞职南下，赴嵊治学的时代背景

　　蔡元培先生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封建专制统治日趋腐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急需变革又需要有志之士积极探索的时代。蔡先生与许多心怀报国之志的仁人志士一样,苦思图强良策，最终由改良主义向民主革命道路转变。先生奔赴嵊县,担任剡山、二戴两书院院长,进行教育实践,探索教育救国之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开始的。

　　甲午战争爆发之际，蔡元培先生正在翰林院任职编修，败讯传来，先生极为悲愤，他和部分忧国之士联名上书，力主抵抗，于光绪二十年(1894)10月7日列名侍讲学士文廷式领衔的《密请密连英德以御倭人摺》，在奏折中说：“道路传闻以为有赔款割地之举，脧生民有限之脂膏，蹙祖宗世传之基业……与其议和而用为赔费，何如战胜而出以犒师。”⁽¹⁾然而，政府中的投降势力丧权辱国，于二十一年(1895)4月17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此时，先生对清政府的腐朽已失望之极。此后四年，孜孜阅读，更加注意新学及国外事物，并旁及自然科学，对清廷对外妥协政策愈加愤慨，还在书斋中题联“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来聊解胸臆。二十四年(1898)秋，“戊戌变法”失败，使他彻底对清政府失去信心，更加坚定了去官的意志。对于康、梁等人的失败，也有深刻的认识：“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²⁾先生认为要革除中国的积弊，不从培养人才这一根本问题着手，而幻想依靠几道上谕是根本不可能扭转腐败的颓势的；救亡图强必先开发民智，而开发民智的根本途径在于教育。在北京数年的观察与体验，深感“清廷之不足为”。⁽³⁾主张既定，遂于“戊戌政变”后不到一个月，便辞职南下，于10月26日清晨回到故乡绍兴。12月，应知府熊起磻与乡绅徐树兰之邀出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同时由于清政府在此时加强了思想禁锢，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在绍兴也出现了强烈的反映，守旧势力非常嫉恨蔡先生的改革措施，鼓动堂董刻意加以阻挠，甚而要求先生将《申报》刊登的“正人心”上谕抄写悬挂于中堂，先生遂于1900年2月26日愤而辞职，于当晚奔赴嵊县，出任剡山、二戴书院院长。

　　二 “道其所得，益己益世”⁽⁴⁾的治学宗旨

　　蔡元培先生在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期间，嵊县知县毕奎及部分士绅曾请他临嵊担任剡山、二戴书院院长。继任知县陈常铧又发出请贴，先生恰逢中西学堂旧派教员刁难，遂于2月26日当夜登舟赴嵊，在途中草拟了教学计划《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此文一经公布，就得到了嵊县一些开明人士的赞同和拥护，其中有嵊县知识界知名人士、主讲二戴书院的茹鲁，首开嵊县新学之风、创办师曾学堂、后任大通学堂总理的姚麟(字定生、懋甫，蔡先生称眉甫)，嵊县首所女塾(爱华女子学堂前身)的创办人冯筱春，组织鹿泉吟社(1862)与鹿山吟社(1912)、主讲辅仁书院的商子莪等人。他们竭力支持蔡元培先生提倡新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推进旧式书院的改革，互相切磋，勉励共进。先生让专管书院藏书的董事兼收蒙学子弟，“依本县冯氏训蒙说之法教之”。⁽⁵⁾

　　蔡元培先生亲自拟订的《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共分十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教育宗旨、教学内容和学习方法。学约前三条讲书院办学目的、学生求学的目的和宗旨，明确提出学问的宗旨是“道其所得”、“益己益世”，“不可存争利之见”，“当究心有用之学”。⁽⁶⁾第四条阐释的是士、农、工、商都是社会分工，都有各自的社会功能，应该各尽所能，承担社会责任，这一条打破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说明士人应该“怵然脱应试求官之积习，而急致力于有用之学”。⁽⁷⁾第五条讲自立，着重于立志，告诫学生不要“席祖父之荫而废其正业”、“图悦己之容而梏其天性”。⁽⁸⁾第六条说明识别真理要坚持实事求是。第七条提出教育内容，从“益己益世”的教育宗旨出发，提出现在应该学习的科目。最后三条提出治学的具体措施。结语是向学生介绍自己的求学经验，供学生借鉴，并说明要整顿书院为日后改办学堂打下基础。先生治学嵊县前后不足一年，在此期间，积极提倡新学，强调科学的重要性，教育学生根据自己各自兴趣爱好努力钻研，刻苦学习。嵊县为之学风焕然一新，当时担任辅仁书院教师的商宝慈在书信中提及：“嵊僻处山陬，见闻寡陋，得此良傅，士心欢跃。”⁽⁹⁾可见当时先生对全县教育事业影响之大。

　　在嵊县治学期间，蔡先生又广泛结交本县新派人士。先生在《杂记》中记述：“访姚君眉甫(即姚麟)学山书楼五架，北枕小山，南挹群峰，风景极佳。此君藏书颇多，谈新学甚投契。”后蔡先生又为姚麟遗作《侨园诗文集》作序，谓其诗文“大抵称心而言，不假修饰，于感慨忧国之中见其质朴沉郁之志……读其诗文，可以想见其为人，高尚之品格、坚毅之精神”。⁽¹⁰⁾商子莪在《西溪诗钞》中说：“山阴蔡编修元培学有经法，通知时事，岁庚子吾嵊聘主剡山二戴两书院。甫开讲，即拟学约十条，次秩然，矩矱可循……裨朝夕循览，知门径可寻，勿歧趣向，因系以诗：刘蕺山世不复作，黄梨洲近已无闻。即令晦叔亦难得，讲学何人似此君。”⁽¹¹⁾先生在结识的嵊县人物中，除了旧识沈乙斋，还有竺绍康、谢飞麟等革命志士。所以他在光绪二十六年9月19日《告嵊县剡山书院诸生书》中所说：“承乏书院，已逾半年……得与贵县士大夫上下其议论，纯挚之情，奋迅之气，非他县所及也。”⁽¹²⁾后来，这些接受新学之士组织了“大同学社”、“正谊学社”等先进团体宣传民主革命，以后又参加光复会、同盟会，组织反清武装，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杭、沪、宁等地区的光复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又有许多人功成身退，从事教育事业或兴办实业。其间诸多因素，蔡元培先生在嵊县提倡新学，改革教育，无疑起到了思想启迪作用。

　　三 蔡元培治学嵊县思想简述

　　蔡元培先生治学嵊县不满一年,但《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和《告嵊县剡山书院诸生书》这两篇教育论著集中反映了他在嵊县时的教育思想,体现了先生博大精深的思想渊源。

　　1.“益己益世”的求学宗旨。蔡先生认为,“学当以益己、益世为宗旨”。“益己益世”,实际上就是民初颁布的教育宗旨之“五育”中的智育,即“实利主义”教育,其内涵是增长知识、提高才干，其目的是要使受教育者获得谋生的手段和技能，并以自己的知识和才干推动社会进步。对个人而言,“知识者,人事之基本也……无论何等事业,其有待于知识也益殷”⁽¹³⁾；对国家而言,要挽救民族危亡,就要在教育上“一改空谈之旧习,致力于实际之探讨”⁽¹⁴⁾,“以造就国家有用之才”。因此,学习要摒弃“无用之雕虫”、“无益之画饼”。蔡先生从现实出发,主张“究有用之学”,达“益己益世”之目的,即个人的命运要同社会、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蔡先生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对学生提出三点希望,第一就是“抱定宗旨”,要求诸君“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¹⁵⁾他认为,如果求学是为了做官,那么平时学习激情肯定有所懈怠,学习态度亦会有所扭曲,只为了应付考试而学,最终得不到真才实学,等到将来“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¹⁶⁾如此则“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¹⁷⁾“抱定宗旨”的思想,蔡先生在嵊县时就已经有了雏形,他在学约中就主张子弟“脱应试求官之积习,而急致力于有用之学”,反对“子弟席祖父之荫而废其正业,妇女图悦己之容而梏其天形。”“益己益世”的宗旨于今天而言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当前，我们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将教育的功能跟“强国”联系起来，这在本质上也是蔡元培先生“益己益世”教育思想和“教育救国”之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2.四民皆工的平等思想。蔡先生在《学约》中说：“古称四民：士、农、工、商。士者，包官与师而言，实言之，则皆工耳。”⁽¹⁸⁾并对四个阶层进行详细分析:“农者,耕牧之工也。工者,制造之工也。商者,贸易之工也。”⁽¹⁹⁾在先生看来,士、农、工、商其实都是“工”，不同的阶层只是分工不同、职业有别而已,所有人都是因工获酬,“所取之俸禄……因其所为之难易,所及之广狭,所关之轻重,以为所酬丰俭之差。”⁽²⁰⁾对农工商者“因工而得食”,却“受愚于士而不知其所以养士之故,而漫焉供应之”的现象,他深表同情;对士者可以徒食的情况,他也深感不平，体现了蔡先生劳动平等、职业平等、社会公平的思想前瞻性。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价值取向。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私有制、剥削和压迫的存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极大的不平等。从此，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期待和设计，始终贯穿着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向往与追求。孔子就提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²¹⁾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劳动是衡量公平和实现公平的尺度与基石，广大劳动群众是推动社会公平的主体和真正力量，在当代，公平正义是我们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过程中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增强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旗帜。蔡先生在当时提出四民皆工的劳动观念和职业理想，无疑是具有先见之明的，也为后来的科学职业教育观起到了导向作用。

　　3.明理重德的职业理想。蔡先生从教师职业的特点出发，从职业分析的角度，对教师职责也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教师应“明耕牧、制造、贸易之理,以教农工商”⁽²²⁾,反对教师“以教此术为教育之工,揣摩焉,钻营焉,无所不至矣”⁽²³⁾,“积久则农工商固无以自养,而士无可劫,则皆贫,贫则争,争则益贫”,会造成“四万万之众,而亟见侮于外国,以酿成亡国亡种之祸”⁽²⁴⁾的后果,比较深刻地阐述了教师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这一思想是对韩愈提出的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体现了明理重德的教师责任观和从教职业观。先生的职业理想，对当代人民教师也是有垂范意义的，教师肩负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的重任，要教育后代有高尚的道德境界，教师本人的道德境界必须高尚。教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将成为学生模仿的样板，“思齐”的榜样。“德益进而业益修，业益修而德益进。”良好的师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应该是在漫长的教育教学实践之中不断地培养而成的。西汉名师董仲舒要求教师“既美其道，有慎其行”，力争做到“圣化”的地步。邓小平同志也说:“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²⁵⁾胡锦涛同志在201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蔡元培先生从教育救国的前提出发,着眼“四民平等”,又从教师职业切入,深刻认识到教师在国家兴盛衰败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切中时弊又发前人之未发,凸现了“尊师重教”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