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71年豁免1961年以前的旧欠贷款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1950-1952年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我县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1.6%；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年均递增6.4%；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因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的影响，首次出现4.2%的负增长；1963-1965年的国民经济三年调整时期年均递增10.8%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研判新的经济形势，于1965年3月26日发出《关于处理一九六一年以前农村四项欠款问题的通知》，四项欠款是指农村社队欠国家的赊销款、预付款、预购定金和农业贷款。《通知》中特别强调，1962年1月1日起欠国家和信用社四项欠款，仍然要贯彻“有借有还”原则，遵守信用。处理农村四项欠款，旨在减轻农民旧债负担，进一步调动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更好地发展。根据《通知》精神，中央对清理旧欠贷款政策界定非常明晰，总的是：旧欠贷款属于社队部分，一律豁免；农村个人的，应该交社员民主讨论，属于贫下中农的原则上全部豁免，不需要全部豁免，群众讨论又不同意全部豁免的，可以不予全部豁免；属于其他中农的，如偿还困难，可酌情豁免一部分，需要全部豁免，群众又同意全部豁免的，也可以全部豁免；属于富裕有力偿还的，原则上不豁免；属于地主、富农、投机倒把分子、贪污分子一律不予豁免；地主、富农的子女欠款，根据其本人表现和经济情况，与地主、富农分子加以区别，免与不免，免多免少，由群众评议；五保户、绝户、下落不明的外迁户，其欠款一律豁免。

　　1966年下半年，县人民银行曾着手对处理1961年以前旧欠贷款作出部署，包括向全县农村印发清理农村四项欠款的宣传资料，总结和推广绿溪公社深溪大队关于清欠的做法与经验等，后因遭“文革”煽动武斗，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极左思潮干扰，处理农村四项欠款未能一抓到底。1971年上半年，县人民银行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再作重新部署，确定在浦口公社先行试点，抽调行、社业务骨干20余名，组成处理旧欠工作组，集中在临城营业所作短期培训后，进驻该社开展试点工作，笔者也从白鹤信用社被抽调至工作组，驻点屠家埠大队。整个试点工作大致经历了四个步骤：一是宣传发动。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处理旧欠的政策详细向群众解读，通过多种方法与途径，开展正面教肓，树立遵守信用的正面典型，重点解决部分群众存在的“先进吃亏，落后沾光”和“反正免着国家的钱，对己无关”的思想。二是摸清底数。正确掌握各大队每个欠贷户的旧欠账目、经济状况和家庭成分，以及旧贷中有否被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占用等情况。三是自报评议。这是清欠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方法上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召开社员会议或召开大队贫协代表会，在贷户自报基础上，把政策交给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免与不免，免多免少，由社员群众逐户评议。四是上报审批。汇总群众评议资料后，经各大队、贫协和处理旧欠工作组共同讨论，提出初审意见，报公社审查，然后转报县核准。浦口公社试点工作得到当地党政的大力支持，历时半个多月按预定计划顺利结束。县人民银行在认真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后，召开专题会议，迅即部署全面铺开。各信用社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层层发动群众，严格执行政策，扎实开展工作，至年底，豁免1961年以前旧欠贷款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后，走过6年坎坷之路终于画上圆满句号。笔者从当时记录的白鹤信用社统计数字，全社豁免20671元，其中个人贷款363户10880元，社队集体贷款9791元。另据《嵊县志》财政金融篇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县豁免1961年前的旧欠贷款139.93万元，占两次贷款豁免总额的76.8% 。

　　建国后我县除上述两次贷款豁免外，据历史资料记载，早在1955年曾豁免富润、胜利、张村3个乡的水利贷款，但面不广，额不大，这里就不作专题叙述了。(本文作者：甘霖镇西叶家村人，人民银行嵊州支行正科级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