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大明寺”变为“大仁寺”的原因，以及辅仁书院诞生的启示。

　　《吕碑》认为“国朝乾隆间，邑侯唐公仁埴因僧徒构讼，析其田而三之：一充合邑乡会路费；一建书院于寺东，而颜曰辅仁，以其田备延师修脯之资；一仍归住持，供香火，并令都人士捐修殿宇，而悬以今额(即“大仁寺”)。夫儒释异教也，侯胡为一之，以仁出处，必本乎道，修伦纪，立勋名。欲立欲达者，儒者之事也；超世而立于独空，万事泯一心，无我无人者，释氏之道也。顾其发大慈悲，谈元理，证因果，苦口婆心，度一切众生，登觉岸而出迷途，与士大夫先忧后乐，初无以异，侯之以‘仁’易‘明’，于此其有深意矣！”考查“大明”之义，为佛的核心思想之一，据佛学家的解释：“佛为佛陀之略，义为‘觉悟的人’”；“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5]，“大明”两字正好把佛教这一核心思想表达出来，“大明”就是要你做个大彻大悟的明白人。但是，面对当时的大明寺实情：“僧拥货财，人多觊觎。爰推情而度势，乃区一而为三……亦可安禅，此诚尽善之方，可作久安之计者也”(摘自《唐碑》)当时唐知县是为了“安禅”，即为了解决大明寺僧没有“大明”的“拘讼”，才依据儒释(佛)两家虽是异教，但其出发点是“初无以异”的，儒家“先忧后乐”与佛家的“大慈大悲”、“度众生登觉岸而出迷途”是相近的认识(两家只不过实行的方法不同：儒家是“欲立欲达”，释家是“无我无人”)，在这个依据上作出将寺田一分为三的判决。同时认为，应以儒家的核心思想的“仁”代替“明”，将“大明寺”改成“大仁寺”，还将“大仁寺义学”改成“辅仁书院”。唐知县正如其名“仁埴”(仁的粘土)那样，在执行一分为三判决中，培育出“大仁寺”和“辅仁书院”这两颗渗透中华文化的壮苗。唐知县这个做法是非常高明的，符合中华文化的形成是在不断完善儒家思想中，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加以中国化的规律，即符合“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时，不仅要研究儒家思想，也需要了解佛家所起到的文化作用，这样才能完整把握中华文明的精髓”[6]的要求。这只要看一看寺田一分为三的判决得到完全执行的事实，只要看一看辅仁书院诞生160年来为我地培育出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经查明单举人就有五位)的事实，笔者对其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唐知县自己不仅成为“名宦”列入嵊县志内，还为后代留下运用中华文化妥善解决社会矛盾的经典案例。这就是辅仁书院诞生给我们的启示。

　　二是大仁寺的重修重建。

　　考查本地寺庙的生存与三方面的情况有关：一是国家所处的时代，是经济富裕、社会稳定的盛世，还是战乱不断、灾害频繁的乱世；二是寺庙周边地区的经济和人们对寺庙所敬崇的神的认识；三是寺庙本身是否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从大仁寺留至今的《唐碑》、《吕碑》、《张记》的碑文和周边村的宗谱中，可以知悉大仁寺在清朝以来的规模和重修重建中的经济情况：

　　1、在顺治朝大仁寺(当时称大明寺)的规模还小，经济也弱。石璜《剡西素风堂王氏宗谱》中，有一篇作于顺治四年(1647)的《乡主庙真计簿实录》，记载了罗松乡乡主庙——万石君庙重修竣工时经费的情况，其中有“大明寺潘长老羊酒仪二两，入王沈公用”的内容，这是“大明寺”僧捐赠的仅有物品，而《实录》中记载了许多人捐献的礼金、木材和石材，价值比“大明寺”僧捐赠的要大得多。可见当时“大明寺”规模不大，经济实力不强。

　　2、康熙八年(1670)大仁寺重建后，到雍正朝时，大仁寺的(当时还称大明寺)规模和影响就大了，石璜《有序堂王氏宗谱》收有南剡邑庠生谢应龙作于雍正九年(1731)的《贺石王宗谱表》，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秋境庆丰年，庙之笙歌尽奏：定林寺大明寺，暮鼓争鸣；上桥庵下桥庵，晨钟齐响。雨中钓溪头之鱼，月下引街市之笛……”一派太平盛世时的景况。

　　3、查白竹《敦叙堂裘氏宗谱》和石璜《敦睦堂王氏宗谱》，白竹的苏公庙和石璜的关帝庙都建于乾隆朝。乾隆五十三年《唐碑》中记述大仁寺有“良田三百亩”、“精舍九十楹(间)”，可见规模不小，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4、嘉庆十年(1806)，“住持僧慧云、徒德明重葺大悲阁、天王殿及钟鼓楼。”

　　5、道光丁未(1847)，寺东邻辅仁书院的山长钱锦山，因“琳宫就圮”倡修大仁寺。当时，靠寺田的收入不能解决重修的资金问题。《吕碑》中讲到钱锦山倡议“三都”士绅捐修，得到士绅和乡民的乐助。“先构正殿，柱易以石，期永固也；佛装以金，图常新也；土木丕焕，美厥观也；其余斋堂僧舍敞者补之，颓者易之，隘者广之，有基弗坏也，是举也……规模宏壮，亦可垂诸永久矣。”又讲到：“惜事未落成而吾师已于辛亥(1851)冬间仙逝，殊为怅怅耳。”还继续讲到：“世兄慎轩，仰承父志，仍与诸君子协力同心，以竟吾师未竟之事，是亦当世之所难，而为吾师所深慰者也！”作为举人的钱锦山与其子恩贡生钱慎轩，在负责士绅与乡民乐助的大仁寺重修工程中，兢兢业业，前赴后继。在修好了大仁寺后的剩余资金中，又负责修好了辅仁书院。作为业儒的钱锦山父子，确是个先忧后乐的典范。

　　6、咸丰辛酉(1861)九月“粤匪窜嵊，有巢贼居于寺旁辅仁书院，举佛像尽焚之。壬戌(1862)冬，贼为民团逐去。同治庚午(1870)僧宗朝募资，重新佛像。予(即为《张记》碑的作者张德瑜)与诸董事赞成之，都内及都外共捐钱九百余缗，不足则揭寺田稍价以补之。于是木雕者引绳削墨，泥塑者合土范金，栽罗汉松种观音竹，金刚怒目，既肖其形；菩萨低眉，亦图其象。壬申(1872)冬工告竣，予为记笔于石。”

　　综上所述，大仁寺重建重修，可以归纳为如下三者的结合：一是有事业心、责任性的人来负责经办，如钱锦山、僧慧云、宗朝；二是得到就地有钱人的捐助和善男信女的乐助(如三都士绅)；三是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如寺田三百亩的稍价)可补之。

　　三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仁寺。

　　1942年7月，日军占领嵊县县城。8月，原辅仁乡乡长逃逸，爱国士绅张士楷先生(雅张村人，当时属辅仁乡管辖)顺“众意”担任了乡长。士楷乡长不负众望，“卖己田五亩移作公用”，还根据敌情及地理形势，将乡公所从石璜移到大仁寺内。他尽心履职维持地方治安，尽力保护老百姓不受日军及地方游杂部队之害，但势单力薄，“三次遇敌被围”[7]。1943年五月初八日午后，盘踞在甘霖的日军突然袭击辅仁乡乡公所的驻地——大仁寺，枪杀了坚守岗位的乡自卫队队员张传绪[8]，火烧了大仁寺东侧五间廊屋。日军还滥杀了手无寸铁的寺根村村民7人，其中儿童、学生2人，他们是：张福堂、张永兴、张纯俊、张海根、张小宝、张香炎(12岁)、现无法查知姓名的一哑巴孤儿。此外，还有一个开元籍的清波中学男学生被杀。重伤的张纯俊，临死前夕，嘱托亲侄张鸣鸿(现已83岁)：“不要忘记五月初八这个日子，每年都要在此日祭奠我！”[9]。1943年五月初八，日军杀人放火无人性，这是大仁寺的大难日，也是寺根村的大难日。寺根村的老人们没有忘记这一天，常常向年轻人诉说国弱势必要受欺的道理。

　　在大仁寺旁，还发生了一桩抗日志士死难的事：1943年初，因妻被族人霸占愤而上“白柴爿”(山名)做强盗的戴瑞棠(家在新沃村)，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成为转移到山区活动的县政府的行动组组长。他带领组员在嵊长线公路上伏击日寇的车辆；乘夜晚去敌据点附近，用一条绳子从其背后出手，套住敌之项颈、反背一走致敌死的“背娘舅”，先后致死长乐一鬼子和在崇仁溪滩村路廊活动的一鬼子翻译；配合“唱凯”部队对敌搞破坏：剪电话线、锯倒电线杆、炸毁通东阳的位于石阳村的公路桥等等。戴瑞棠的行动使敌恼怒异常，日伪军决心拔除这枚刺在心窝的硬钉。是年秋，戴瑞棠因背疽回新沃村家治疗。敌知情后即派一队鬼子和伪军在拂晓前包围了新沃村，并设伏于要道。面对敌之袭击，戴瑞棠毫不慌张，抱病握住不离身的“勃朗宁”手枪，闪出后门，进入墙弄，遇一叫喊着的日寇，戴立发一弹击毙该敌，随即疾速向弄后奔出，跃入已干涸的水甽，沿甽向新塘村方向退去，当他绕过新塘村奔向大仁寺边的小山时，被设伏的敌人发现，机枪一阵狂射，戴瑞棠壮烈地牺牲在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上。[10]

　　(本文作者：嵊州市石璜镇人，毕业于杭州大学政治系，现退休在家。)

　　注释：

　　[1]参见《嵊县地名志》第326页。

　　[2]见民国《嵊县志》卷八第10页。

　　[3]参见民国《嵊县志》卷二十九第12页。

　　[4]参见求渭生2005年《越乡寺院》第10页。

　　[5]见《文史知识》佛教与中国文化专号。

　　[6]见2014年1月8日《绍兴日报》“中国的品格”一文。

　　[7]见《雅张村志》“张士楷传”。

　　[8]见《雅张村志》“张传绪传”。

　　[9]据笔者在2013年11月采访张鸣鸿、张夏秋等老人所提供的材料。

　　[10]据丁显明作的“怀念抗敌牺牲的戴瑞棠”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