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出重大贡献

　　1978年5月，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交锋，这就是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做了思想和理论上准备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提起这场“大讨论”，多数人所了解的是发生在中央政治高层以及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媒体间的激烈交锋。殊不知在思想理论界,最早对盲目崇拜毛泽东提出质疑的，是1978年4月8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的《哲学和宗教》一文，该文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观点：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信仰。文章的作者就是邢贲思。

　　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四人帮”“把经他们歪曲、阉割、篡改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当作认识对象，而是当作信仰对象，只许人们盲目迷信，不许人们认真思索，更不许人们鉴别真伪”。文章同时指出：林彪、“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破坏就是，妄图把经过他们篡改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宗教，就是要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搞信仰主义、蒙昧主义。他以为，哲学是智慧的科学。如果把哲学当成宗教，那就没有科学可言。

　　当时的邢贲思正担任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当时正值“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夜,思想理论界的许多人已经在思考：“文革”期间，一直以来，人们都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本本，盲目崇拜，实际上是一种迷信。于是，他就从哲学的角度写了这篇文章。由于他与《人民日报》理论部联系比较多，于是就把它交由《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

　　《哲学和宗教》一文的发表，在理论界引起了争论，赞成者认为，邢贲思的问题提得非常尖锐，观点切中要害。反对者认为，怎么可以把毛泽东思想与宗教相提并论呢。更为严重的是，文章发表不久，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汪东兴就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文章。

　　一个月后，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全文发表，当天新华社发了通稿。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此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报、党刊竞相转载，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矛头直指以华国锋、汪东兴为代表的“两个凡是”〔1〕派。当时，汪东兴主管全国的宣传工作。他下令“下不为例”，不许再发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但是，197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却偏偏再来一例，发表了署名邢贲思的重要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就在邢贲思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邢贲思的文章。这表明，早在1978年，邢贲思的文章便广有影响。

　　邢贲思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跟其他作者不同。别的作者有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党校副校长)、杨西光(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等做“后台”，文章署“本报特约评论员”，而他则单枪匹马，每篇文章都署“邢贲思”，算是“单干户”。

　　邢贲思当年卷入这场大讨论，是因为“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他是一位哲学家，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大讨论的行列。在1978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邢贲思第一次感受到，哲学并不像哲学研究所那幢大楼一样是灰色的，而是充满生命的绿色！

　　邢贲思从1978年3月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他不仅自己写文章投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且组织哲学界、理论界举行“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

　　在1978年6月20日、21日，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出面，邀请了首都部分哲学工作者和一些部门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举行座谈。这次座谈会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第一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

　　邢贲思那时不断地为《人民日报》撰稿。他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三十来篇文章，都署“邢贲思”。由于他的名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频率太高，在发表《评有权即有理》一文时，才偶尔改署笔名“余思”。邢贲思成了“热点人物”，各处、各地纷纷派人请邢贲思去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报告，掀起了“报告热”。一时间，邢贲思云游各处，报告一场接着一场，竟作了七八十场报告！

　　为什么各处会掀起“报告热”呢？因为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必须字斟句酌，篇幅也有限，而报告则可以随便得多，可以透露种种幕后的内情，信息量也大得多。何况作报告时，还可以当场回答听众的问题，而当时人们不明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背景，巴不得有机会能够向知情者提问、解疑。

　　邢贲思应邀在外交部作的报告，被整理成文字印发中国各驻外大使馆，以使驻外人员了解国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情况。他在海军军级以上干部读书班上作了报告。他在国防科工委、公安部、地质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作了报告。

　　他还应邀去外地作报告。当时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通过夫人陈舜瑶邀请他到甘肃去作报告。陈舜瑶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了邢贲思。邢贲思应邀去甘肃，作了两场报告。他在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作了报告。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的邀请，去新疆作了三场报告。分别给汉族干部、维族干部和自治区党委作报告。其中，给维族干部作报告时，还特地请来了维族翻译，邢贲思讲一句，翻译翻一句，这是他一场很特殊的报告。

　　在一场场报告中，曾发生有趣的“幕后新闻”：1978年9月下旬，应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邀请，邢贲思去武汉，在湖北省一次很大规模的会议上作了报告。这一回，邢贲思与《人民日报》理论部汪子嵩、《光明日报》理论部马沛文同去。汪子嵩、马沛文也作了报告。他们在武汉作了报告，还在宜昌作了报告。有趣的是，湖北的“两个凡是”派们听了报告，纷纷议论道：“陈书记怎么从北京请来了三个‘右派’作报告？”据马沛文回忆，湖北甚至还有人说：“北京三同志的发言，超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好不吓煞人也！”

　　邢贲思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理论界的一支名笔。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时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2〕

　　(本文作者：现任职于中共嵊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叶永烈著的《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

　　注释：

　　〔1〕“两个凡是”，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和政治遗产继承者华国锋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提出的主政方针， “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10月第2版，第2卷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