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华东实验越剧团后，我师从范瑞娟，工小生行当。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周信芳每周定时派京剧老师来教我们一些戏曲表演的基本功——身、眼、手、发、步。当时，来团教我们的还有昆曲名家周传芳大师。由于本人出生越剧之乡嵊州，从小时起对做戏耳濡目染，本人嗓音醇正，咬字吐音清晰，不久便被院领导定为见习演员。

　　1954年10月，华东六省一市组织戏曲观摩会演。为迎接这次观摩演出，华东实验越剧团排练现代戏《技术员来了》参加会演。该剧描述一农业社女社员刘惠芳冲破丈夫孙守全的夫权观念和封建保守思想的束缚，学会生产技术的故事。团领导指派王文娟和我为该剧主角，王文娟饰刘惠芳，我饰孙守全，还有马伦裕饰马玉宝，马樟焕饰大伯，吕云甫饰刘母，由朱铿执导。该年10月在上海大众剧场首演一举成功，被观摩演出组委会评为戏曲会演演出奖。^〔3〕

　　王文娟1926年出生，长我5岁，那年她尚未婚配，在排练该剧时，因我对她“夫妻”配合不够默契，表现中缺少小夫妻俩的恩爱情感。为此受到她的“讥笑”：“还说是已有妻室的大男人，可我们怎么找不到做夫妻的感觉。”她的这番话说得我脸红耳赤，至今记忆犹新。

　　在这样重大的华东戏曲会演中获奖，不辱团领导的使命，我真是从内心感到高兴，有一种一生难以忘怀的幸福感。我和王文娟的一张剧照被嵊州越剧博物馆珍藏。

　　1955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来上海视察，市委决定我团到上海延安路200号上海市委礼堂为他们演出。周总理、朱副主席在陈毅市长的陪同下，观看了我团的专场演出《洛神》，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等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悉数上阵，演出博得了中央领导和陈毅市长的一致好评。演出结束后，周总理、朱副主席和陈毅市长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全体演职员。在该剧中，我虽扮演的是一个普通配角，但也能受到中央和上海市委领导的亲切接见，感到非常荣幸。当周恩来总理与我握手时，袁雪芬院长指着我说：“他是根据总理的指示，我团招收培养的第一代男演员。”总理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好啊！难得的男宝贝，男宝贝。”那时，我真是激动不已，流出了喜悦的泪水。从此，我团的姐妹们都称呼我为“男宝贝”了。

　　也是在1955年，我团奉命出国苏联、民主德国访问演出。出国演出前，团领导委派我任负责出国访问筹备小组的秘书工作，与团长袁雪芬同上北京，为出国访问演出做一系列的筹备事务。我们一起跑中央文化部和外事委员会，办理出国手续，置办服装器具等。那年又是波兰、匈牙利解放10周年，在庆祝两国建国10周年那日，我团的党、团员应邀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庆祝活动。那时我是共青团员，也在被邀之列。我坐在庆祝大会的前5排中间，近距离地见到了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感到非常幸运。那个使人难忘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索回。

　　正当我们为出国访问演出的筹备工作一应俱全时，团长袁雪芬找我谈话，说：“根据上海市委的指示，我团要招收一批新的男演员，经团领导商量，决定由你和另几位同志去完成这任务，出国的机会以后多得很。”她的一席话，使我满以为就可出国的希望被打破了，但为了完成团领导交给的任务，我返回上海，与其他的几位同事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开展了新学员的招收。张国华、史济华等一批越剧新秀就是那时被招进的。

　　1958年，我被借调到上海文化局工作，参加了新国家剧团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9年我调上海市静安区文化馆，负责业余京剧团、越剧团、沪剧团、舞蹈队、合唱团等五个团队的艺术指导。同年，我根据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改编创作了越剧小戏《狱歌》，参加上海市红五月的文艺会演，荣获市优秀创作奖，优秀演出奖，优秀导演奖。该剧还在上海市电视台首次播放。剧本于196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1962年，国家暂时困难时期，我响应政府号召回到老家黄家务农。期待着过几年重返上海，继续从事越剧工作，我每天唱着越剧干农活。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我被造反派打成袁雪芬的爪牙，遭受了多次批判，被关押了25天，身心遭受严重的摧残，抄家时一批戏照和剧本被抄，至今没有下落，很是可惜。当时的心情，可谓悲伤绝望到难以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