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佩章，又名晋虞，谷来镇二村人，今年92岁。大概是在1943年，我哥黄绍寅^[1](又名晋唐)，介绍我与同村的黄晋鹄到丽水西南干训班去学习。西南干训班是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办的，总司令是李默庵。西南干训班办在丽水碧湖区县头汽车修理厂内，离丽水城区六、七里。

　　当时在干训班学习的有几百人，办班的目的是培养、训练和提高军人或刚参军的人的战术素养。干训班分成多种班级，我和黄晋鹄参加了爆破班的学习，教官是英国人。当时的炸药威力也是很大的，一围大的香樟树，只要把炸药绑在树上，点燃它，就能轰然把那么大的树炸断。

　　爆破培训结束后，我被分到西南突击营的爆破队里，一共20个人。驻地在离丽水城大约七里的太平洋村。当时金华已被日军占领，但丽水仍被国军固守着，日军和国军就这样对峙着。我们爆破队的任务就是当日军出发攻击时，对其行进路线实施爆破，一般是到丽水附近的几个县去实施。金华的日军什么时候出发，走什么路线，潜伏在金华城郊农村的国军地下情报人员会发电报到总司令部。日军出发一般沿铁路开着车辆攻击前进。我们这个20人的爆破组一接到命令，就会立即出发去炸铁路和桥梁，这样日本人的车子就开不过来了。铁路炸后很快能修好，但桥梁一时半会儿要修好就没那么容易。

　　我参加了几次炸铁路和桥梁的任务，这种工作既辛苦又危险。当时，已是十一月份，我们还穿着短裤、绑腿、赤脚草鞋和单军衣，行囊里只有一条军毯，冷得不行时就用军毯裹身，伙食也十分差。我是一个在家里舒服惯了的人，因为吃不了这种苦就开了小差，当了逃兵。我逃到了丽水城。当时，我一无所有，身上仅有一块手表，不得已，只得把它变卖，才得了一些钱。逃到丽水城后，找了一个饭店，坐下来吃饭。此时，进来了一个在训练班学习时任中队长的长官，名叫戴春发，江山县人，当时五十多岁。他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说：“我是逃回来的。”

　　他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像你这样逃跑，能逃回家吗？被抓住，立即枪毙。”

　　此时戴春发已经调到八十八军副官室。副官室在武义办有一个谍报队，他任队长。他说：“跟我去谍报队吧。”

　　我没法，只有乖乖地跟他去了谍报队。到了谍报队后，他立即给我发了棉衣和棉裤，还给了我一个少尉的军衔。在谍报队我的工作还是比较舒服的，任务是带一个勤务兵，找伪保长要情报。武义城中驻着日军，我们国军的谍报人员散布在农村。当时日军任命的伪保长并不都是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卖命，有许多暗地里是倾向国军的。他们暗中会把情报收集起来，如日军的动情，什么时候出发啊，哪个方向啊等等，他们会派人把情报送给我，或者我自己上门去收集，然后交给谍报队，谍报队再发电报给八十八军指挥部。这项工作我大概做了一年。

　　有一次，黄晋鹄带了一些人到武义来搞爆破，我们在武义的乡下相遇了。他说：“你真舒服啊，还搞到了一个少尉呢，这么好的运气，靠谁到这里来的？”

　　我说：“爆破队里太辛苦，又危险，我是自己逃出来的。后来在丽水城里碰到戴春发中队长，被他带到这里来了。”

　　他说：“我那边真苦啊，那我们也逃吧。”

　　我半开玩笑地说：“你逃出来，我一定陪你回家。”

　　一天深夜，他真的逃离了爆破队来到我处，约我一起逃回谷来。我当时觉得既然他真的来约我逃回家，我也不好意思违约，就和他一起逃回谷来。

　　我们逃回谷来没几天，我哥黄绍寅也回到了谷来。

　　我哥黄绍寅虽然在1946年绑架荣德生案中作为主犯被枪决了，但他在抗击日寇方面也是出过力的。因抗日，他几乎死在日本人手里。大概是1942年年底，我哥受军统的委派，只身从重庆乘列车携带四木箱快慢机手枪到上海，给当时潜伏在上海的军统地下组织。可能是叛徒告发，或者是日本间谍侦知此事，反正在我哥所乘的列车将要进上海站时，日本人预先得知了此事。

　　当日本兵包围上海火车站时，我哥所乘的列车先一步到站，他把武器给了接头的人，接头人带着武器先开车走了。我哥徒步走向火车站大门，将要走出车站时，日本兵刚好赶到火车站，命令站内所有旅客原地站立，等待检查，否则格杀勿论。所有往外走的旅客都停了下来，站在原地不敢动弹，我哥当然也不敢妄动。日本人对我哥的穿着和相貌特征知道得很清楚，没多久就认出了他，并把他带走了。

　　日本人要我哥说出接走这批武器的人的名字和地址。我哥说：他和取武器的人是用暗号接头的，不知道该人的其他情况。日本人不相信，就给我哥用刑。我哥被带到一个地面硬化的院子里，院子内站着八个身材魁梧的日本兵，这边四个，那边也是四个。这边的四个日本兵抓住我哥的两手两脚，像荡秋千那样先荡几下，然后“蓬”地掷到那边，那边的四个又抓住我哥的两手两脚依样画葫芦地抛到这边，他们根本不管你的死活，就这样不停地抛着。我哥被掷得死去活来，活来又死去，但日本人没有得到口供。日本人觉得用这样的方法也无法撬开我哥的嘴巴，也许他确实不知接走武器的人的下落。最后，他们把我哥关进了一间屋子里。后来，日本人几乎把我哥给忘了。

　　过了一段日子，我哥的身体在关押中逐渐恢复，他就开始设法逃跑。当时的军统人员都训练过一些脱身的本领，关押我哥的屋子并不是建得十分坚固的牢房，而是一些临时关押犯人的用房，墙体不是实叠的砖墙。我哥用手敲击后壁墙后，觉得墙体是空心的砖墙。在一天后半夜，我哥在墙中挖出了一个洞，爬到了墙外。然而墙外是一条很宽的河浜，我哥水性比较好，游过河浜，最后逃回重庆。

　　到重庆后，他没有立即向军统报到。当时，军统曾派人到上海打探过我哥的消息，得到的消息是查无此人。国民党地方政府送通知到谷来我家，说黄绍寅已经牺牲，我家可去领一笔抚恤金。

　　我哥逃出后，就在重庆的大相国寺休养。我哥在休养期间，同在军统工作的崇仁镇应家岩的应伟南回嵊县，到谷来对我父母说：“绍寅已从日本人手中逃出，现在重庆大相国寺休养。上头以为他牺牲了，下发了一笔抚恤金，你们也不要客气，去领来好了。”

　　应伟男到谷来我家报信时，我家其实已经收到了地方政府领抚恤金的通知。当时我们商量要不要去领，一位亲戚说：“落得去领的。”

　　最后我家还是去领了，是一笔很可观的钱。后来军统也知道了我哥还活着，就正式把他接回。不过抚恤金没有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