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强伟^[2]曾在嵊县组织忠义救国军，抗击日本人。大约是1943年，有人向上举报，相强伟利用忠义救国军的名义在本地进行乱派捐、乱派税，敲搾勒索，以中饱私囊。相强伟也是戴笠的部下。当时我哥还在重庆，戴笠就派我哥带三个人，并带一部电台到嵊县对相强伟进行暗中调查。我哥名义上是来给相强伟当参谋的。调查后，果然发现相有违法行为，我哥就向戴笠发报进行了汇报。结果相强伟被戴笠抓到江西上饶关了一段时间。后来相强伟知道了他被关的原因是我哥在戴笠那里告状，从此，与我哥结下了怨仇。

　　那一次我们从丽水逃回时，我哥回谷来，是来募兵员的。他从重庆回浙江，来协助一个阮姓的指挥官创立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淞沪区指挥部隶属于忠义救国军苏浙闽皖赣五省行营指挥部。当时姓阮的只是一个光杆司令，他要求上峰把我哥带上。我哥到浙江后不久，就回谷来招募兵员，我就又跟着我哥去当兵了。那次谷来跟他去的有十多人。

　　淞沪区指挥部设在萧山一带的南沙，指挥部的参谋长也是我哥介绍的。它下设两个团，一团团长就是嵊县的安我华，我哥担任中校特务大队长，我是分队长少尉。由于我哥的关系，我不用去分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其他人都叫我二少爷。

　　到1945年8月中旬，上头通知，要我们立即赶到闸北，去接收敌伪物资、捉拿和处理汉奸等，因为此时日本人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到闸北后，淞沪区指挥部设在黄家花园，它在上海的郊区，我们这些普通兵士住在黄家花园的周围。黄家花园是上海大亨黄金荣的别墅，离上海市区大约有四五里。

　　没多久，我哥叫我到上海市区去一趟。我说：“那我穿便衣去吧。”

　　他说：“军装。”

　　我说：“穿军装怎么进得去，要经过卢家湾，那里有一个日本的军营，我过不去的。”

　　他说：“那我不管，你必须穿军装，并要全副武装，威武地去。”

　　我问：“那车子呢？”

　　他答：“骑自行车。”

　　我问：“几个人去？”

　　他答：“你一个人。”

　　他还说这是命令。我没法，我先在地图上查看了路径，然后穿上军装，系上三角皮带，佩好手枪，骑着自行车走了。到了卢家湾日本军营时，看到四个日本兵持着枪在门口来回踱步。我很紧张，就拔出手枪，一手持着自行车把，一手握着枪，骑车向前，心中思忖着：如果你们先开枪，我也总得让你们死一个。

　　我骑车从他们旁边经过时，突然一个日本兵大喊了一声：“敬礼。”我吓得几乎灵魂出窍。日本兵挥挥手，要我过去。我终于进入上海市区，找到了日本大本营的警备司令部。我哥其实是叫我去上海日本警备司令部向他们要车子，把国军接到上海去。我到日本警备司令部门口时，日本兵又大叫了一声：“敬礼”。不过这次我有了准备，没先前那样惊慌了。

　　日本司令部的日军穿着毕挺的军服和锃亮的高统靴，走起路来高统靴蹬着水泥地面，咯叮咯叮的，很神气。我把我的军官证递给他们，说：“我是我们指挥部派来的，要你们派几辆大卡车去接国军入城。”

　　日本军官跟我握了握手，说：“我们已经接到电话，车子已经安排好。先喝杯茶吧。”

　　我坐了一会儿，就告辞说：“我准备回去了。”

　　日本人早已在院子里停好了六七辆大卡车，我的自行车也被放在卡车上了，我就搭车回到了指挥部。这是我第一次自个儿摸到上海，总算不辱我哥的交代，完成了任务。

　　抗战胜利后，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撤销，我哥被安排到军统上海办事处，担任该处行动组代理组长。这个行动组组长本来要少将担任，我哥只是中校，所以是代理组长。当时大量的兵员被遣散，我本人也被编余，没有工作了，就住在我哥家里。

　　行动组主要的任务是处理敌伪人员，查封敌伪家产，接收敌伪物资。我们谷来的黄××就是这样发财的，他当时是我哥行动组里的一般人员，负责看管被查封的汉奸的家产等等。

　　上海人拍马匹的劲头很好，有许多汉奸往我哥家里送钱，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送钱送东西给我哥。家里的两张大圆桌，堆满了值钱的器具，如银筷子、银酒杯、银盘子，还有各种衣料，都是呢料子和绸缎做的，所以我哥当时钱很多，我根本不用去工作，我哥更不用去劫持荣德生，都是黄阿宝来求我哥，这样才误入了歧途。黄阿宝当时在上海，靠借钱度日，他每次打电话向我哥借钱，都是我骑自行车去霞飞路他所住的旅馆给他送钱。

　　我哥当时管理着一些派司。部队不管如何戒严，只要用这种派司就可以进去。一次，黄阿宝到我哥家里来借这种派司，他对我哥讲了去绑架荣德生的事，但我当时不知情。黄阿宝出门后，我哥对我说：“老二啊，阿叔(指黄阿宝)叫你吃中饭。”

　　我问：“有什么事啊？”

　　我哥答：“你只管去，就知道了。”

　　接着车子把我接到了酒店。到了酒店后，黄阿宝对我说：“我们要去做点事，你的枪是否可以借我一用。”

　　我当时十分喜欢手枪，的确也有一支德国造的崭新的勃朗宁手枪，有两个弹夹，二十来颗子弹，并且随时带在身上。我当然不想把这把心爱的手枪借给别人，我就对黄阿宝说：“我现在哪里有手枪啊，我的枪早被我哥拿走了。阿宝叔，你要枪做什么用啊？”

　　黄阿宝说：“我们去办件事，你愿意同我们去吗？”

　　我知道黄阿宝当时手头很紧，常向我哥借钱，这次借枪去办事，不会是什么好事情，我拒绝了。

　　过了几日，我哥对我说：“佩章，这里有一张照片，请你把它换贴在这张派司上。”

　　我说：“我试一下吧。”我就把另一个人的照片，换贴在我哥给我的那张派司上。照片上的人我并不认识。后来黄阿宝送我哥二万美金，我是知道的。据说，后来出事就是出在这张派司上。当时绑匪开着吴志刚提供的车子，用我哥提供的派司一照，就把荣德生绑架了。

　　自荣案后，当时上海美金没法用，一旦用美金，你就会被调查美金的来源，所以有些有关我哥的报道是不实的，如荣案的破获源于我哥用这些美金买了一辆汽车，一下子阔绰起来了啊；还有我哥衬衣袋里装着美金被人发现了啊，等等，都是无稽之谈。我哥是军统出身，当然有一定的反侦探能力。

　　我嫂子高碧云当时有一个很要好的小姐妹^[3]，在上海开照相馆，她的老公派头蛮大的，我哥分得的美金就放在他们那里，请她的老公想法去兑换成法币和金条之类。黄阿宝分得的美金当然也用不出去，就交给他在上海的小老婆，他小老婆的兄弟是开大船的，请他去换。结果黄阿宝的钱，都被他的小老婆和她的兄弟吞掉了。我哥出事后，所得的二万美金一分不少都上交了。^[4]

　　我哥是1946年农历二月十九日结婚，不过我哥和嫂子结婚前早已同居。那年端午节，我哥、嫂子和我还一起回过谷来，但回上海不久，就出事被关了起来。

　　我哥的一个老师名叫陶一珊，他派人来我哥处，叫我哥去一下。陶当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去后，我哥就被软禁在陶公馆里。去之前，我哥可能已经知道一些苗头，他暗暗对我说：“老二，你叫赵绍宗走得越远越好，绝对不要待在上海。”

　　赵绍宗是上海人，我哥的铁杆兄弟。我哥去没多久，赵绍宗就来我家。我对赵说：“我哥说了，叫你不要待在上海，走得越远越好。”

　　赵绍宗说：“我不会剩下黄大哥不管的，要死也要死在一起。”

　　第二天，我和赵绍宗同时被带走，同我哥一起软禁在陶公馆里。陶公馆一共有三层，我哥被软禁在三楼，我同赵绍宗在二楼同一个房间里。三楼没有厕所，二楼有，所以我哥大小便要到二楼。当时属于软禁，还不是管得很严，不过陶公馆的大门处日夜把守着警卫。赵绍宗悄悄对我说：“趁黄大哥下楼，你对他说一下，我们夜里跳楼逃走。”

　　我把赵绍宗的话对我哥说了。我哥说：“叫他逃，他不逃，现在我是不逃了，生生死死由他们吧。”

　　我把我哥的答复传给赵绍宗，赵绍宗说：“那就同黄大哥共赴黄泉吧。”

　　第二天，我哥和赵绍宗就被戴上足镣手铐带到其他地方去了，我没多久就被释放。

　　毛森负责破了荣德生案。毛森同我哥是有仇的，当时毛森和一个名叫萧菊飞的女人在重庆同一个办公室，毛森看相萧菊飞。我哥后来也调入那个办公室，萧菊飞同我哥谈起了恋爱，并一起拍了照，还准备结婚，他们俩的照片曾寄到谷来家中。不过后来他们没有结婚，其中原因我不知道。毛森由于这事对我哥很愤怒，可以说是情敌吧。我本人不认识毛森。毛森、我哥和萧菊飞的事体，是我哥亲口对我说的。所以后来毛森在处理荣德生案时，当然要置我哥于死地了。我哥死时年仅32岁。

　　我同我哥嫂当时住在上海的大陆新村，这是我哥一个同事的房子。日占上海时，他做了汉奸。抗战胜利后，他被抓。他的老婆为了讨好我哥，把三楼一层让我们住。我哥出事后，我们也无颜再住下去，我同嫂子高碧云在上海用二十两黄金的顶费(现在叫押金)另租了两间房子，当然还要每年的租费。租屋时，我出了十多两黄金。租屋后，我们把两间房子隔成四间，两间自住，另外的两间出租给别人。因为上海的房子十分紧张，这隔出的两间也能租得二十两黄金的顶费和差不多的租费。我们租住的两间房子可以说算是白住了。

　　嫂子高碧云，又名莲珠，浙江湖州人，曾任军统内的译电员，人生得很漂亮，作派也很大的，常穿着反毛皮衣。抗战时，也曾被日本人抓过，做过刑罚，她是一个女强人。

　　我哥出事那年，她还只有25岁，我24岁。我哥在世时，高碧云就对我非常好，当时她到湖州买了一栋房子，在湖州的玉皇殿前51号，就是我陪她去买的。这栋房子有三间两居头，院内有假山和水池，坐落在湖州北门内，北门外就是太湖。我哥去世后，她要我同她结婚。她说无论在上海还是去香港都可以，但必须同我结婚，要我陪她一生。我不同意，所以打算偷偷出走，回谷来。

　　我出走时，拿了两根金条，每根十两，共二十两。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租屋我出了十多两，箱子里还有许多黄金，也有我的份，我拿二十两是说得过去的。

　　我先回谷来，经亲戚介绍，与现在的妻子订下婚约，立即去杭州结婚，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旅游结婚”，我们在杭州西湖饭店住了一个月。我知道以我嫂子的性格一定要赶到谷来的，所在我们故意在杭州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回家没多久，她真的赶到了谷来。当时谷来有人给她通风报信。报信的人是我哥的一个养兄弟，他原来在美国，后回上海，常出入我们家，所以同嫂子很熟，关系也不错，但同我不和睦。我出走后，嫂子就对我哥的养兄弟说，要他同谷来的兄弟联系，如我回谷来，立即发电报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