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研究成果：

　　1、文化渊源

　　探究“唐诗之路”文化渊源方面的论文，有胡正武的《魏晋风流对唐诗之路的先导作用简说》[2]、钱茂竹《试论唐诗之路的历史渊源》[3]、张关卣、周云正《论谢安“东山再起”与“浙东唐诗之路”的历史渊源》[4]、余恕诚《剡溪访戴典故在李白笔下——兼谈盛唐诗人对于魏晋风度的接受》[5]、陆晓冬《浙东唐诗之路形成的社会经济动因浅析》[6]、胡正武《唐诗之路与政治因素之关系》[7]，通过对“浙东唐诗之路”的概况研究，探讨了浙东唐诗之路现实意义和作用。

　　另外，竺岳兵的《剡溪——唐诗之路》[8]等二十多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追本溯源地分析了浙东地区的文化现象，说明形成“浙东唐诗之路”有其必然的规律。

　　2、文化底蕴

　　关于“唐诗之路”的文化底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在1993年写给新昌浙东唐诗之路研究社的贺信中有过精确的论述。贺辞说：“浙东，自晋代起，渐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源远流长的山水诗在此滋生，与之有联带关系的书法、绘画以及宗教等，也在这一地域达到鼎盛。唐以降，许多‘壮游’的文人、失意的诗人以及‘宦游’的官吏在浙东一带流连忘返，吟咏不绝，使浙东一带再次成为唐诗发展中一个特异的地区。对于这一人文现象，‘唐诗之路’是一个形象、具体而科学的概括和归纳。”这是十分中肯的评语。

　　从“唐诗之路”定义和上面这一提示观照，“浙东唐诗之路”有七大文化底蕴：

　　①以中国山水诗奠基人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发祥地。

　　关于谢灵运世居剡溪的事迹，有金午江、金向银的著作《谢灵运山居赋诗文考释》[9]，作者运用现代科技结合对谢的诗文释义和交友，对《山居赋》所述的庄园范围，以及房屋、道路、田园、植物、寺院等，作了详备的考证，确定了谢灵运山居之所在，从而为谢灵运山水诗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郁贤皓《唐代诗人与剡中风光》[10]、胡正武《唐诗之路的人文与自然景观》[11]、周寅宾《论方干的浙江山水诗》[12]、陶敏《唐诗中的“天姥”》[13]、葛晓音《山水诗与盛唐气象》[14]、詹福瑞《李白诗中的“自然”意识》[15]、竺柏岳《浙东唐诗之路与剡溪》[16]等。

　　②以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为代表的佛教中国化时期佛学修行者的中心地。

　　姜光斗《论唐代浙东的僧诗》[17]对十七位浙东诗僧行事、作品内容、作品特色及其形成原因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这十七位浙东诗僧都是东晋“般若学”盛行时期的主要高僧。

　　③在中国佛教盛行时期，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诞生地。

　　陈耀东《征引、拟作、庚和寒山子诗“热”考》[18]，从多方面考察了浙东诗僧寒山子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④以天姥山(天姥即王母)为中心的道教巩固充实时期的中心地。

　　竺岳兵的《剡溪——唐诗之路》、《新昌三绝•新昌是佛学流行时期的中心地》[19]，都引用佛学权威研究家的学术成果，反复论证“唐诗之路”在佛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天姥山”的文化内涵与唐代文学研究颇为密切，但何谓天姥，却是长期纷纭的问题。竺岳兵的《天姥山得名考辨》[20]，详证博引，正本清源，得出了“天姥即王母”的结论。这项研究成果，不但解开了李白等许多唐代诗人何以钟情天姥的秘密，也说明浙东曾在道教巩固、充实时期占中心地位。日本加藤国安教授的《李白之天台山•天姥山之诗》(一)、(二)两篇论文，分析宫廷放逐后的李白与唐诗之路“天台山”、“天姥山”的关系[21]。

　　⑤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中国书法艺术的圣地。

　　被称为诗圣的王羲之中老年居会稽，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中华文化艺术的根基，即书法艺术和书道文化，与唐诗之路更为紧密。罗宗强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22]有过精辟的描述。

　　⑥中国山水画的源头：中国山水画历来说“是起于唐，成于宋，而备于元的”[23]。然据南朝《宋书•州郡志》记载:刘宋元嘉年间(424-453)朝廷派画师“状天姥于团扇”[24]，它应该是中国第一幅山水画。这方面的专论有和建花的《论魏晋玄学对中国山水画的起源的影响》；而野合之星的《中国山水画的起源》说得也十分清楚，他说：“长期隐居剡中的戴逵，作有《吴中溪山邑居图》”等，这为“唐诗之路”发掘了新的资料，作出了新的论证。

　　⑦以谢安为中心的士文化的中心地。

　　罗宗强教授《浙东——士族文化的滋生地》，把士族文化定格在“东晋中期以后，它便存在士文化的传统里，不断地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25]。而“东山再起”的谢安，可谓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偶像。这方面的文章还有陈秋强的《浙东唐诗之路的发祥地——上虞》[26]。

　　⑧论述“唐诗之路文化底蕴”方面的还有神话传说：吕洪年《情思何所寄，山川一缕魂》[27]、《论天姥山得名的神话轨迹》[28]、《山水风景的艺术丰碑——论“唐诗之路”新昌境内的山水传说》[29]，详述了浙东山水传说的审美价值和它对“唐诗之路”的意义。

　　还有“茶道文化”，徐建成的《浙东唐诗之路与禅茶东传之路的灵魂对接——智慧的墨迹》[30]，探究日本茶道为什么推崇“禅宗墨迹”，为茶席中第—挂物的原因，提出了关于浙东禅茶文化演化、嬗变与精神实质的一些新观点。文中指出中日两国文化上存在的落差恰恰实现了浙东唐诗之路与禅茶东传之路的灵魂对接。

　　3、特色研究

　　“浙东唐诗之路”的唐诗特色是什么？这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问题。胡正武在台州社科讲堂《隐士道士与浙东唐诗之路》中说：“特别是晋宋以来谢安、王羲之等人的逍遥林泉，致使文人向往浙东山水风光，隐逸风气形成传统，客观上为山水文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最能说明浙东唐诗之路隐逸文化的是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竺岳兵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旨新解》[31]中论述这首诗的诗旨时，从《南陵别儿童入京》分析起，写到《翰林院读书言怀》，到大胆地喊出“安能折眉摧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心路旅程，说明隐士文化是有觉悟知识分子在远离宫廷、身处林泉的文化，是与宫廷相对抗的文化。过去论者往往以天姥山的高峻为有仙国景象，而薛天纬教授的《天姥山的文化高度》[32]，可谓一言以蔽之：山不在高，而在其文化内涵。

　　4、诗人行迹

　　考证唐代诗人行迹，是研究“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基础之一。这些年来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有80多篇，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朱顺佐、陈荣昌的《骆宾王临海之行》[33]，依诗追踪骆宾王的行迹；胡正武《顾况任新亭监的“新亭”究在何处》[34]，均穷根溯源，拔新领异，显示出当代学者很高的诗学修养。而更多的是散见于其他论文中，论证唐代诗人在浙东的行迹。竺岳兵《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35]，是考述唐代诗人在“唐诗之路”上的行迹的一部专著，引用的书共一百多种，考证出451位唐代诗人在浙东的行踪。其中有61位唐代诗人是发前人之未发，为本书的主要成果。郁贤皓教授在《序》中评论说“本书考据详瞻而语言通俗、抑退陈见而迭出新意。”对于李白在浙东的行踪，有竺岳兵的三入剡中、阎琦的四入剡中、王伯奇的五入剡中；而李招红的《李白终老剡中原因初探》[36]，从李白晚年的心路和对李白诗的释义、交友着手，别开生面地论述李白有终老剡中之志。

　　5、比较研究

　　浙东是山水诗的滋生地，而作为山水诗鼻祖的谢灵运，也自然地成为研究家们进行纵向比较的对象。周寅宾《论方干的浙江山水诗》[37]，把方干的山水诗与谢的山水诗作比较，认为方诗既继承谢的“声色大开”的传统，而又胜于谢。佟培基的《方干诗考辨》[38]，考订出他人误入方诗者17首，方诗误入他人集中9首。莫励锋《论李杜对二谢山水诗的因革》[39]，从李杜推重二谢的原因和二谢异同的分析入手，认为，李杜山水诗之差别自二谢之相异发展而来，又远胜二谢。于景祥的《谢灵运与唐代几个时期的诗人对浙江山水的不同反映》[40]，详实地阐述了不同的创作主体对同一题材的不同反映。有许多论文用横向比较方法进行研究，如陈尚铭教授《李白两咏天姥的比较研究》[41]，对同一个题材，由于诗人心境的不同而创作的诗境不同，深刻地揭示了诗人的心态。

　　6、传统与现实

　　传统与现实的关系，是一个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的问题。傅璇琮先生在《传统与现实结合之新探索》[42]一文中指出“浙东唐诗之路”的提出，的确很有意义。它首先是拓展我们唐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并可把唐诗与六朝遗风、山水胜景、社会民俗、佛道玄理、园林建筑、书画音乐等交融探索，从而显示浙东文化的特色。其次，“浙东唐诗之路”极有现实性，开发利用价值极高。

　　对此，傅先生在《浙东唐诗之路——一条极具遗产价值的文化之路》中作了又一次强调：“唐诗之路”是一条“可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建设很好的结合”的、文化品位很高的人文旅游和风光旅游游线。”他“希望“唐诗之路”尽快从学术研究层面转化为现实的人文旅游产品……使国内外游客和广大群众更真切地领受和欣赏唐诗的魅力，使唐诗更接近现实，走向世界。”这是非常肯确而切合事理的。例如：陈桥驿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这看起来好像与唐诗没有什么关系，但他在《我与唐诗》[43]一文中，说他很多研究成果得益于唐诗；说明传统与现实结合的重要性。对于改善学术界内“交而不流”的状况，俞晓军《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教材改革的思考》[44]，可谓是开河导流之作。

　　此外，“唐诗之路”构建了与建筑艺术、绘画艺术、书法艺术、戏曲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与旅游、与经济、与茶艺茶道、与人的素质培养等等方面的研究的紧密的有机联系。如杨杭的《浅论“唐诗之路”诗歌与唐代浙东经济》[45]，稽古博究，多有建树；胡正武《唐诗之路与浙东经济物产》[46]、陆晓冬《浙东唐诗之路形成的社会经济动因浅析》[47]、周少雄的《谈谈浙东唐诗之路的旅游开发》[48]、邱德玉的《浙东唐诗之路剡溪山水文化旅游开发探析》[49]、施加勇的《古文化积淀如何转化为旅游产品》[50]等数十篇论文，从“唐诗之路”原始内涵出发，全面地考察了古今社会现象，获益甚多。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李白倍受学人的格外关注。如刘和椿的《漫游、玄游与仙游——试论李白与中国的传统旅游》[51]、韩国柳晟俊《朝鲜郑斗卿诗之李白诗风考》[52]，加拿大方秀洁《新、旧、现实——李白诗中的女性形象》[53]，不一一例举。

　　值得注意和提倡的是：在传统与现实结合方面，党政领导是否善于汲取自己所在的文化土壤为现实社会服务，是很重要的。绍兴市市委书记钱建民，以再现“千年唐诗之路的独特魅力”为号召，治理剡溪(今曹娥江)“一江两岸”的百里生态长廊，给工程建设注入了历史文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沿线各地还出现了许多以“唐诗之路”命名的旅馆、旅行社、茶馆、餐馆、工厂以及工商业产品。《光明日报》刊发的《一项文学研究，带起一方产业》[54]的文章，对这一现象作了很好的描述和介绍。

　　7、“唐诗之路”路线延伸

　　继“浙东唐诗之路”首倡之后迄今，有近30篇论文提出延长“唐诗之路”。1996年，浙江建德朱睦聊先生提出了《开发浙西唐诗之路》[55]，文章说：“浙西唐诗之路”，如果与“浙东唐诗之路”联手开发，其文化旅游价值恐怕不会亚于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接着，陈美荣发表《试论浙西唐诗之路》[56]，还有舟山文史工作者提出“海上唐诗之路”，另有学者提出应该把唐诗之路延伸到唐代的京都长安，李德辉《唐代两京驿道——真正的“唐诗之路”》[57]。日本石原纯生的《中国研修旅行报告•唐诗之旅》[58]，则把“唐诗之路”扩展到了整个中国。这些观点的提出，反映了“唐诗之路”的魅力和意义。

　　胡大浚《唐诗中的“丝路”之旅》[59]，别开生面，提出了丝绸之路上的“唐诗之路”。而萧瑞峰从日本汉籍中勾稽出大量的咏及剡溪这条唐诗之路的日本汉诗作品，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观照，确立了他的《浙东唐诗之路与日本平安朝汉诗》[60]。

　　台湾的罗联添、罗宗涛、杨承祖、李丰懋、林伯谦、王国良、朱国能、蔡瑜等数十位学者，香港的邝健行、王晋光、李锐清和澳门施义对等学者，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寺尾刚、道坂昭光、入谷仙介、西村富美子、芳村弘道、横山弘、市川桃子、喜多佳山、下定雅弘等数十位学者，韩国的柳晟俊、金周汉、吴允淑，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德国、加拿大、俄罗斯、美国的诸位学者，或撰论文发表，或自费亲履考察“浙东唐诗之路”，为促进“浙东唐诗之路”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8、“唐诗之路”研究成果的保护

　　王克先律师《对“浙东唐诗之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构想》[61]率先提出了对“浙东唐诗之路”的法律保护。论文认为它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给我们带来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应运用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法律对“浙东唐诗之路”知识产权进行全方位的保护。该文还首次提出了“考证成果权”的法律概念，并指出应充分运用民法基本原则保护考证成果权。随后，邹志方提出《浙东唐诗之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62]，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观点，是学术界十分企盼解决的问题。

　　9、“唐诗之路”研究的希望

　　“唐诗之路”研究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而是一项千秋工程。世事澌涣，自有定则，从它的提出到现在，当年的许多倡议者，现在已是暮年长者，甚至有的已经仙逝。然而，有幸的是，唐诗之路，代有传人。它往往是许多大学生毕业论文的重要选题，如陈家铭《“浙东唐诗之路”形成之初探》、宋扬《“浙东唐诗之路”的文化学解读》、王永春《论四明山与唐诗之路》、鲁赞《浅论“唐诗之路”中的四明山水诗歌》等等。又如浙江省天台实验小学的课题研究《“唐诗之路”综合实践活动的案例研究》，让唐诗之路走进了学校课堂；另外如《光明日报》曾刊登戴笑笑、叶辉《浙江15名中学生重走“浙东唐诗之路”》……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而且规模大到几百人的次数也是常见的。正如竺佳丽《新昌风骨：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文化传承之力》所云，这样的传承，正是“唐诗之路”研究希望之所在。

　　注释：

　　[1]、[8]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

　　[2]台州学院学报，2004年01期

　　[3]、[10]、[12]、[17]、[18]、[19]、[27]、[31]、[33]、[34]、[37]、[38]、[39]、[40]、[59]、[60]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

　　[4]上虞乡贤文化第八辑，2009年12月

　　[5]、[13]、[15]、[20]、[28]、[32]、[41]、[43]、[51]、[52]、[53]、[61]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

　　[6]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三期

　　[7]台州学院学报，2006年01期

　　[9]谢灵运山居赋诗文考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3月

　　[11]台州学院学报，2002年01期

　　[14]中华遗产，2007年09期

　　[16]中华魂，2012年22期

　　[21]爱媛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II部，人文・社会科学36(1)，1-14，2003年9月

　　[22]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

　　[23]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

　　[24]何承天、沈约《宋书•州郡志》前梁文卷七十二3109

　　[25]、[48]、[50]、[54]、[61]唐诗之路综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12月

　　[26]上虞乡贤文化第六辑，2006年12月

　　[29]杭州大学学报，1995年03期

　　[30]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35]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5月

　　[36]、[44]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七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41]越文化研究，2012年7月

　　[42]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5日

　　[45]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第03期

　　[46]台州学院学报，第28卷第4期，2006年8月

　　[47]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49]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2期

　　[55]浙江学刊，1996年01期

　　[56]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57]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01期

　　[58]新汉字汉文教育，2000年第31期

　　[62]徐霞客与越文化暨中国绍兴旅游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