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抗日 置生死于度外

　　父亲于1897年出生于浙江嵊县(现嵊州市)坎流村，毕业于北京高等工业技术学校(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前身)。毕业后，先后赴马尾、哈尔滨等地从事工业技术性或企业管理性工作。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父亲热爱祖国，怀着绝不做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绝不为日本人做事的坚定意志与无比悲愤思绪，毅然舍弃了哈尔滨东北造船所的技术工作岗位，忍痛辞别他眷恋着的哈尔滨，返回关内。

　　之后，父亲到青岛谋得了该市自来水厂工程师兼白沙河水源地主任的职务。在主持该水源地工作的五年半时间内，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工作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颇有建树，使该水源地的供水量稳定地保持在占青岛市用水总量的60%左右，对保证青岛全市自来水的正常供应做出了积极贡献。白沙河水源地远离青岛市区，地处僻野，他把这一水源地的自来水厂俨然办成了一个环境优美、氛围祥和的小社会。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办起了养鸡场、养兔房，以改善职工生活；建设了运动场、游泳池、职工俱乐部、澡堂，以增进职工身心健康；植树种花，绿化美化厂区，以利于职工休闲；并建设了一座“思源亭”，倡导“饮水思源”和发扬敬业精神。

　　父亲性格豁达、开朗，讲话笑呵呵，走路唱山歌，还擅长口技，模仿公狗、母狗、老狗、小狗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吠叫声，可谓惟妙惟肖，有“叫狗先生”的雅号。他平易近人，亲近职工群众，职工家庭如有婚庆之喜，必登门祝贺；如遭不幸，必亲致慰问；在经济上如有特殊困难，也每每解囊相助；尤其是办事公道，不谋私利，所以深受大家爱戴。

　　父亲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在白沙河水源地创建了一所职工子弟小学，吸收自来水厂职工子弟入学，兼顾邻近农村子弟。他为小学选聘了一些富有抗日救国思想的优秀教师，经常在课堂上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音乐课上教唱抗日歌曲，还特意聘请了一位武术教师，教导学生们习武，操练大刀，告诫学生们要练好武术，长大后随时准备用武力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学校订阅了深受学生们喜爱的儿童画报，及时传播抗日救亡的消息。我那时就读于这个学校，在幼小的心灵中就埋下了爱国主义思想的种子，为在中学时期就参加革命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父亲社交很广，除深交本厂职工外，还广交朋友，彼此以诚相待，一见如故。当时结识了不少抗日志士，引为知己，经常请来家中做客。在他们的谈论中，忧国忧民之情往往溢于言表。记得其中有一位是年轻的税警团团长，在淞沪抗战爆发后，主动请缨去上海参战，为国捐躯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进一步疯狂地蹂躏我中华大地，更加激起父亲抗日救国的激情和坚定决心。他在遗著《我的人生观》一文中写道：“现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我土地，焚烧我庐舍，残杀我同胞，掳掠我妇女，比洪水猛兽残酷千百万倍，我们若不自卫卫人，起而抗战，则我们整个国家将沦为夷狄，直至万劫不复之境。”号召大家起来，“对内则精诚团结，共济时艰。对外则威武不屈，抗战到底……洗尽血债，还我河山。”是年冬，日本帝国主义对其苦心经营已久的势力范围重点地区青岛市虎视眈眈，青岛危在旦夕。市长沈鸿烈在南京国民政府“焦土抗战”的指令下，提出全市大破坏的计划，下令炸毁在青岛的全部日资企业(青岛市当时有日资企业15家，其资产占日本在中国总投资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破坏水电设施，不让敌人现成利用。但在市里召开紧急会议进行部署时，市自来水厂竟无人参加。父亲得悉后，乃自告奋勇，代表厂里前去参加会议，并向市府主动请战，毅然承担了市府委任的市爆破通信队副队长的职务，担负起破坏全市预定的自来水厂重任。父亲承担了这一任务后，立刻就受到后来当了汉奸的市自来水厂代厂长(厂长惧于青岛沦陷在即，已逃离青岛)的恫吓和利诱，并且百般进行阻挠，威胁自来水厂职工不准参与爆破工作，直至阴谋策划了暗杀父亲的行动计划。但父亲立志报国，决心将生死置之度外，一往直前。他夜以继日、历经艰辛，五天之内只睡了十多小时，不知费了多少唇舌，终于说服并率领了坚决抗日救国的部分职工，团结一心，排除万难，出色地完成了预定的爆破自来水厂各项任务，还参与了对其他若干日资企业的爆破通信工作。实施大破坏计划后，所有日方资产全都付诸一炬了。由于父亲平时受到职工们的尊敬爱护，当该代厂长唆使职工加害于他的时候，职工不仅未执行这一丧尽天良的毒计，还及时给父亲通风报信，进行多方掩护，使父亲提高了警惕，更加机警行事，遂免遭于难。

　　父亲为了抗日救国，恪尽职守，迟迟未撤离青岛。他说：“我的责任一日未了，一日不离开青岛。”又说：“不负责则已，一负负到底，任何牺牲，亦所不惜。”他在完成爆破任务之后，受到了市长的接见和口头嘉奖。同时，遵从了市长意见，于1937年岁末，告别行将沦陷的青岛，踏上返回嵊县老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