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的圆梦和坚守
11月15日晚5点,长乐镇二三村三村自然村的文化礼堂内,一排排凳子有序摆放,村民们如约而至,不一会儿工夫,礼堂内就座无虚席。66岁的电影放映员钱善恩坐在放映机旁,一边招呼村民,一边调试着机器。“今年是第31个年头了,差不多放了有8000多场电影了。”钱善恩说。
三十一年的放映生涯,钱善恩带着沉重的放映设备,走遍镇村的角角落落,为村民带去光影的盛宴,也见证了中国农村电影从胶片到数字的时代变迁。当农村电影逐渐步入低谷,作为长乐镇唯一一名电影放映员,他选择继续坚守,就为了让那些不方便走出村庄的老人能享受到精神食粮。他先后获得过浙江省文化厅电影发行放映先进个人、绍兴市农村数字电影优秀放映员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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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挑百斤担 徒步去放映
1975年,钱善恩参军。部队里定期组织看电影,农村来的他第一次接触到电影。“我记得当时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平原游击队》。”钱善恩回忆,“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电影,也梦想有一天能够成为电影放映员,这样就可以天天看电影了。”
1978年,钱善恩退伍回乡。1989年9月,钱善恩得知镇里要组建农村电影放映队,就第一时间去报了名,从此开始了长达30多年电影放映员生涯。钱善恩经过近一个月的培训后正式上岗,成为长乐镇唯一一名电影放映员,除了他以外,还有一名助手和一名跑片员。“那时的电影放映机有50多斤,每次外出放电影还得带上300来斤的发电机、电影拷贝、音响等设备,每人要挑一百多斤重的东西走山路去放映。”上世纪八十年代下乡放电影的情景,钱善恩仍历历在目。
“一个放映队,既是一座流动的电影院,也是一个流动的宣传站。”钱善恩说,选择影片时,他挑的几乎都是红色题材电影。从最早的《地道战》《闪闪的红星》,到后来的《开国大典》《大决战》,钱善恩总在第一时间带给乡亲们。
那个年代,每个乡镇都组织了电影放映队。据钱善恩回忆,全嵊州乡村电影放映队最多时达上百支。由于电影“档期”有限,一部热门电影每个乡镇往往只有3天租期,依然满足不了需求。一个放映员,十来个村“抢”,也是常有的事。“那个时候放映员这个行当还是很吃香的。”
除了放映员,钱善恩偶尔还“客串”跑片员。“一卷胶片一般只播放30分钟到45分钟,一部电影一般需要三盘胶片,第一盘放完了,我就要赶着送给另外乡镇的放映员。”钱善恩说。
白天送报纸 晚上放电影
放映员是一门职业,而放映机便是放映员的生命。在钱善恩的家里,有一台8.75毫米的老式放映机,是他初入行时使用的机器。
这种老式机器非常考验放映员的技术,一盘胶片放完,就需要赶紧换胶片。放映过程中也需要特别注意,稍不留神就会出现卡片、烧焦等问题。“夏天有虫子,春天有风刮的沙粒,灯泡的高温把它烤糊了,就会形成硬壳,硬壳会把胶片的月膜划伤,划伤就有一道白线,在银幕上就出现滑道,必须好好看着,一出现就得马上抠出来。”钱善恩说。
记得有一次,钱善恩像往常一样,下午5点不到就带着放映设备赶到一个村放电影,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钱善恩赶紧脱下衣服,将放映机和胶片抱在怀里。由于放映机进了水,电影只能散场,第二天赶到电影公司修理后,再到这个村继续播放电影。“第二次去放的时候发现机器内部烧坏了,维修的时候没有发现,只好再拿去修理后,第三次到这个村放。”
说到这几十年的放映生涯,钱善恩一边擦拭影片盒子上的浮灰,一边乐呵呵地笑着,憨厚的脸上卷起道道皱褶。“跑坏了5辆自行车、2辆摩托车和1辆电动三轮车,去年刚刚换了一辆新的电动三轮车。”钱善恩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他每播放一场电影能赚20元钱,每个月放20场左右,就有400元的收入,收入较为可观。1992年,他应聘为绍兴日报发行员,于是他白天送报纸,晚上放电影,每天从早上6点开始忙活,直至晚上11点回家。
生活尽管辛苦,但是他过得很开心。“那时不管放什么电影,现场都会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要是碰上了像《闪闪的红星》这种经典影片,周围十里八乡的村民都会赶来观看。”钱善恩说。
历经过低潮 坚守光与影
好光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改变,随着电视、网络以及手机的逐渐兴起,人们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刚经历了“黄金十年”的乡村电影逐渐步入低谷。放映场次少了,观众也少了,一些放映员纷纷改行,而钱善恩选择了坚守。有人劝他改行,合伙做生意、跑运输,可他一一婉拒。“我真的爱干电影放映这一行,即使别人不干了,我还得干!”
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露天电影又迎来新的曙光:1998年国家提出了“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2007年起,又以发放补贴的方式重点支持乡村电影放映,电影节目单也进行了更新。这些变化钱善恩看在眼里,“新片越来越多,很多观众又回到了露天电影银幕前,让我干劲十足。”
而放映设备也从当初的胶片电影换成了数字电影。“相比之下,数字电影放的都是高清影片,画面没有划痕和抖动,更加清晰,混响效果非常好。”钱善恩说起数码放映机,掩不住欢喜之情。
“从老钱第一天开始放电影,我就开始看了,一直到现在,露天电影的确是一段抹不去的珍贵记忆。”63岁的孙惠灿在农村长大,他说,那时候,村里人除了白天务农,晚上娱乐活动并不多,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晚上的电影,“《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影片都是一遍又一遍放的,大家百看不厌。”
这些年来,钱善恩不知疲倦地奔走在长乐镇的12个村庄,每年放映的电影近300场。不仅如此,他还走进企业、走进学校,免费给大家播放,对他来说,电影是工作,也是生活,是生命中不可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