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2005年禽流感暴发时，管轶所带领的团队，又从样本中成功排出了250多个H5N1型禽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这些样本，是从超过10万只禽类中取得的。仅仅获取样本，就已经是一个“又脏又累的活儿”，研究人员每天都跑到市场里去，说服摊主，让他们从待售的鸡、鸭、水鸟身上抽血，并收集那些可能带有传染病的粪便。

　　现在，这位休闲活动只剩下“看看新闻和足球”的教授表示，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他，“计算机里也有很多论文等着完成”。他很少觉得疲惫，甚至在外国媒体的眼中，他被勾勒为一个不断抽烟的中国教授，“充满了科学上的狂妄”，并且“算不上很有耐性”。

　　但管轶愿意承认，“2009年H1N1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在发现“香港201”后，他也并不回避，“在进行科学实验之前，病毒学家没有办法告诉你，究竟哪种病毒危险，哪种病毒不危险。”

　　他只是相信，如果世界上能多些愿意进行这样“笨拙的科学研究”的实验室，许多未来的病毒也许就能像“香港201”一样，被密切监视，也许最终会被销于无形。

　　“流感其实一刻也不停地在变，我们是在追，还不只是找。”朱华晨说，“另外，新病毒每一秒钟都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生成，我们关心的是，谁才可能引起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