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亚琼

　　截至北京时间19日7时34分，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369万，死亡病例超过13.9万，并且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作为当前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的疫情严重程度长期高居榜首，让国内外民众大跌眼镜。人们不禁思索，为何美国抗疫如此不力？

　　美国领导人以个人选举为重，抗疫领导不力是直接原因。当中国全力抗击疫情时，许多欧美国家隔岸观火，某些政客甚至幸灾乐祸地认为这是打击中国的好时机。面对汹涌的疫情，美国领导人首先担心的是经济下滑会影响自己2020年大选，因而拒绝承认疫情的严重性，没能有效领导全国积极防控，导致医疗储备严重不足。当疫情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后，他非但没有号召团结抗疫，恰恰相反，还不断推卸责任，“甩锅”中国。然而事实证明，内部扯皮和外部“甩锅”都不会对抗击疫情有任何帮助。

　　另外，美国抗疫不力还有以下4个深层原因。

　　第一，分权体制遭遇否定政治。美国是联邦国家，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不是垂直领导的关系，而是各有权责、具有独立性的体系。非中心化的行政模式，原本就不如中心化的行政模式高效有力，从美国应对飓风、加州大火的情况可见一斑。像中国这样举全国之力，一个省对口支援湖北一个市的方法，在美国各州自有盘算、各自为政的分权体系之下，是难以实现的。尤其是政党更替，总统与国会、总统与州长分属于不同政党的时候，否定政治相互牵制、相互否定的破坏力更加凸显。共和党人特朗普上任后，解散了前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时期设立的全球健康安全和生物防御办公室。在抗疫中，面对检测试剂不足、财政支援不足、是否复工等问题，特朗普与多位民主党州长经常隔空互怼，相互推诿。

　　第二，个人至上的文化思想根源。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受集体主义影响深远的亚洲儒家文化圈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的传播。反观个人主义至上的欧美国家，隔离措施的实施困难重重。美国人常常追溯建国时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欧洲相比，欧洲重视个人自由权利，同时也重视团体，但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更加张扬个人权利。维护个人权利有非常积极的一面，但是过分追求个人自由，个人主义至上也会导致社会问题，比如，美国一直无法进行枪支管控。

　　在疫情之下，许多美国民众聚众示威，抗议居家隔离，要求复工复产；中国的健康码、实名跟踪行程等疫情防控的方法在美国难以公开实行；与中国数万医疗志愿者奔赴武汉，到最危险的地方进行支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美国的医护人员面对疫情，因为担心有死亡威胁断然辞职，这正是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

　　5月16日，人们在美国新泽西州贝尔马海滩。新华社发（郭克摄）

　　第三，经济收入和医疗资源严重不平衡。美国是两极分化很严重的国家。在近两次美国大选中，号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异军突起。他在竞选中指出，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地球上所有主要国家，顶层1%人群中的十分之一掌握的财富相当于底层90%人口的总财富。正是因为桑德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的问题并且倡导保护低收入人群的利益，他在2016年民主党内竞选中获得了第二名的支持率，在2020年也声望颇高。

　　不仅如此，美国医疗费用十分昂贵，医疗体系改革屡屡受挫。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提出的医改方案、40年代杜鲁门提议的义务制医保、60年代肯尼迪呼吁的老年人医保、90年代克林顿的全民医保方案都未能获得国会通过。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了奥巴马医改法案，但2017年民主党失去国会控制权后，众议院通过《美国医保法》草案，在废除并替代“奥巴马医改”方案主要内容的立法方面取得进展。特朗普上台后更是迫不及待地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叫停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正是由于严重不均的经济收入和医疗资源分配，美国的底层民众在疫情面前束手无策，穷人受到疫情的伤害更大。

　　第四，种族主义是美国的痼疾。当疫情在中国、韩国、日本暴发时，有的白人政客冷漠地称这是“黄种人的病”，蕴含着一种种族歧视的情绪。面对疫情在美国愈演愈烈，一些住在郊区的白人依然不注意防护，他们觉得疫情只会影响住在城里的少数族裔，是少数族裔的病，与自己无关。今年5月，美国一名叫弗洛伊德的黑人因为疑似使用20美元假币，被4名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窒息身亡。美国多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甚至走向暴力和纵火。连绵不断的游行示威给疫情防控无疑增添了新的难度。

　　6月9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人们在举行弗洛伊德葬礼的教堂外献花。因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亡的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的葬礼9日在其“家乡”——休斯敦市的一座教堂举行。葬礼结束后，弗洛伊德的遗体被运往休斯敦一处墓地安葬。新华社发（劳承跃摄）

　　总而言之，由于政治、文化、经济、种族方面的原因，加之美国领导人个人因素，美国抗疫表现不力。无论如何“甩锅”中国，也解决不了本国疫情的蔓延。唯有尊重科学，直面问题，积极防控，才能真正应对疫情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