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公司的店面

曾经的菜园地

袁志强从窗口垂下带子的地方,现在已建起了新房

        又到“七一”，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总有些特别的人值得我们怀念。“七一”前夕，记者前往长乐镇沃基村原“三友香烟”公司的旧址，并采访了今年73岁的邢仪燕。在蒙蒙细雨中，老人缓缓打开了关于她母亲袁志强的叙述……

营救邢子陶

袁志强，原名袁秀卿，1906年12月出生，鹿山街道上碧溪人，后嫁于长乐沃基村邢墨卿为妻。让我们快镜头般跳过袁志强生命中初始的二十几年，一直停留到1934年。

　　1934年2月初的一个夜晚，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住上海瑞金路花园坊103号的邢墨卿夫妇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其时，邢墨卿在上海新生命书局任职，袁秀卿闲居在家，阅读一些诸如《铁流》、《莫斯科印象记》之类的苏联小说。

　　来人名叫葛鹤林，上海美亚织绸厂的工人。美亚织绸厂罢工时被捕，被捕的还有罢工领导人邢子陶。邢子陶是长乐沃基人，邢墨卿的族侄，共产党员。葛鹤林被捕后，警方查不到问题，就将他放了，而和他关一起的邢子陶，虽然化名尹阿根，但警方认为他有重大嫌疑，已把他关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

　　葛鹤林随身带来邢子陶的一张条子，条子上邢子陶请求邢墨卿夫妇赶快设法救他。

　　邢墨卿夫妇接到邢子陶的求救后，立即敲开隔壁陈宝骅的门，陈宝骅是新生命书局的发行人，系陈立夫、陈果夫的堂弟，与邢墨卿交情颇深。陈宝骅当即答应去找陈氏兄弟，但他不敢保证陈氏兄弟能不能出手相救。毕竟，进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都是“危险”的共产党人或革命志士，是与国民党誓不两立的死对头。

　　为保险起见，邢墨卿夫妇又星夜赶往嵊县人王晓籁处，王晓籁在上海滩是个路路通的名人，素来十分仗义。当时正在杭州春游，邢墨卿夫妇随即一路追到杭州。王晓籁很爽快地答应了。不几日便差人送来消息，说尹阿根的命保住了，并且只判了五年刑期，被送往苏州监狱。

　　邢子陶在押期间，邢墨卿又去探过两次监，夫妇俩还隔三岔五地送一些东西进去。

　　邢子陶出狱后，不止一次地说，他的命是邢墨卿夫妇救的，没有邢墨卿夫妇，就没有他邢子陶。当然，也就没有后来设于他家的中共浙江省工委、宁绍特委机关驻地。

加入革命组织

        1939年9月，在中缅边界垒允中美飞机制造厂工作的邢墨卿因胃穿孔突发，送至缅甸一家医院治疗时，竟染上鼠疫，不日便丧身异国。痛不欲生的袁秀卿拖着一对儿女，捧着亡夫的骨灰，眼泪伴着暗泣回到了长乐沃基。

　　袁秀卿回到沃基后，靠亲朋的资助买了3亩薄地，所得租谷勉强度日。

　　日子在黯淡无光中度过。

　　1944年，在重庆机械厂做工的邢曰惠（后改名钱进）于年底回嵊参加地下斗争。钱进是邢墨卿的弟弟，从小由袁秀卿一手带大，对嫂子很是敬重。在钱进的开导下，袁秀卿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时，为了励志，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袁志强，寓意“革命意志坚强”。

　　1945年3月，袁志强成为长乐区共产党组织的联络员，她的家成了联络站。第二年7月，在钱进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沃基村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

　　袁志强的家在村西，简易的两间楼房，屋后是一大片菜园地，菜园外一条泥埂小路直通山脚。作为一个联络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党的领导人马青、周芝山等常在这里落脚。

　　袁志强耳朵不好使，她怕自己听不见敲门声，晚上睡觉时，便用一条很长的带子，一端系住一块石头，从楼上卧室的窗口直垂到菜园里，另一端则系在自己的手臂上，同志们只要在菜园里拉几下带子，袁志强就知道有人来了。

　　于是，掌灯。于是，把两个熟睡的孩子弄醒，让他们一边哭，一边大喊“要上厕所”。袁志强领着孩子下楼，又领着同志们上楼。同志在楼上商量要事，孩子在楼下充当“哨兵”。

　　“晚上，我们睡死了起不来，母亲就用手捏我们的鼻子弄醒我们。”

　　“那时，不管天有多冷，我和小弟，就蹲在这个地方，装出边哭边解手的样子。”邢仪燕家当年的房子已被拆除了，菜园也没有了，只有昔日依稀的旧影。

创办香烟公司

       嵊西是地下党活动的重要地区，金萧地区和嵊新奉地区的领导常常在联络站碰面。袁志强家本来冷冷清清，忽然间人来客往，总有不妥。为掩人耳目，袁志强他们决定办一家香烟公司。

　　袁志强卖掉3亩田，又从亲友处借来500公斤谷钱，作为香烟公司的启动资金。香烟公司由袁志强、钱进、周向群的名义合办，取名“兴业”，生产“醒狮牌”香烟。兴业、醒狮这两个名字带着浓郁的政治气氛，领导认为不妥，后来“兴业”公司改名为“三友”公司，生产的香烟叫“米老鼠”牌烟。

　　“三友”公司前店后厂，前面的两间平房店面是租隔壁人家的，后面的“厂房”是袁志强自己家的房屋。那时，青砖黛瓦的几间民房里，日夜飘荡着烟草烟叶的香气。

　　三友公司生意兴隆，顾客络绎不绝。来来往往的人有带烟叶过来换取的，有挟条“米老鼠”香烟出去的，进进出出的人都像极了做生意的买卖人。其实，买卖人大多是交通员，挟走的一条条香烟都是免费的。“米老鼠”香烟，只是他们联络时的一种掩护罢了。

　　三友公司表面红红火火，实际日日亏空，到歇业时，已欠了5000斤谷的债。好在，债主们后来都不要了这笔欠款。

收发秘密电台

        1945年，国民党对延安方面的消息封锁得滴水不漏，为了和延安取得联系，上级派了杨雷过来，计划在袁志强家设立一个秘密收报台。杨雷到袁志强家住下后，就用孙闻天这个名字。

　　杨雷什么也没带来。没有收报机，他们就动手自己组装。钱进弄来一台破收音机，杨雷拆开检查一下后，该用的留着用，缺少的，他开了一张清单叫去上海采购。零件采购回后，杨雷做师傅，钱进作助手，两人开始折腾，袁志强则在旁边用铁钉在铁皮上敲出一个个小洞。没多久，一台收报机在三个“臭皮匠”的合力捣鼓下，终于装配成功。经过一日一夜的调频，后半夜两点多钟，新华社清晰的播音通过一根无形的天线传了过来。

　　电报能接收了，但放在什么地方呢？袁志强看看自家窄窄的空间，犯难了。后来，她把楼棚空出来，把楼棚间做成了电报间。楼棚外铺一张眠床挡住，楼棚和眠床之间用一张席子挡住。这样，外面的人谁也不会知道席子里面的世界。

　　收报工作由杨雷负责，钱进和袁志强负责录稿，并且把录下来的新华社消息和评论一份一份抄写端正，编辑出一份《时事小报》的原稿，送到开元或大明寺根去刻板油印。

　　小报油印回来后，张贴的工作也落在袁志强身上。那时，袁志强总是把那些小报四角用浆糊糊好，然后藏在竹篮子里，上面放些零头碎布，在大街上四处吆喝“卖零头布，卖零头布哦”。眼看四下无人，便从竹篮里取出小报，捏住四角往墙上一拍，便粘住了。

　　有时，年幼的邢仪燕也被母亲叫着一块上街，由小仪燕望风，母亲袁志强的行动快速多了。

　　一根无形的导线，把小小的沃基村与延安连接了起来。1946年12月，因工作需要，杨雷和收报机转移到了开元。

永远的联络员

        1947年，嵊西白色恐怖严重，一些党员奉命上山，一些党员转移外地。袁志强却还是做着联络员的工作。她大部分时间游走于嵊东嵊西一带，做四明山、会稽两地的联络工作。

　　为了避免追捕，有时她买了香烛，装作烧香拜佛；有时装作卖布头的小贩；有时装作生病，坐着轿子去看医生。大路控制走小路，西乡戒严到南乡，耳朵不灵，就叫上小仪燕当耳目，恍若《铁道游击队》的那些队员，与敌人机智灵活地周旋。

　　1948年12月28日，袁志强参加了会稽山抗暴游击大队，加入了武装斗争的行列。袁志强在游击队的年龄最大，同志们都叫她袁大姐，老战友则叫她聋婆大姐。

　　“文革”后，袁志强的家也移到了市区。早年一块闹革命的战友回嵊探亲的特别多，凡过市区的大多到她家落脚，她总是热情招待。大家一起聊烽火岁月里的旧事，感慨无限。为此，她和女儿、女婿的工资总是不够款待，差不多又要欠“5000斤的谷钱”。老战友戏称她家是解放后的联络站，而袁志强，俨然又成了战友们眼中的那个袁大姐或者聋婆大姐了。

　　“这两间平房就是当年三友公司的店面了，那边就是我家的旧址。”丝雨纷飞中，邢仪燕老人还沉浸在当年的回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