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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三友香烟”公司的革命故事
来源: 嵊州新闻网  作者: 文/裘冬梅 摄/晓林 阿城   2008年07月01日09:18:37  

香烟公司的店面

曾经的菜园地

袁志强从窗口垂下带子的地方,现在已建起了新房

 

        又到“七一”,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总有些特别的人值得我们怀念。“七一”前夕,记者前往长乐镇沃基村原“三友香烟”公司的旧址,并采访了今年73岁的邢仪燕。在蒙蒙细雨中,老人缓缓打开了关于她母亲袁志强的叙述……

营救邢子陶

袁志强,原名袁秀卿,1906年12月出生,鹿山街道上碧溪人,后嫁于长乐沃基村邢墨卿为妻。让我们快镜头般跳过袁志强生命中初始的二十几年,一直停留到1934年。

  1934年2月初的一个夜晚,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住上海瑞金路花园坊103号的邢墨卿夫妇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其时,邢墨卿在上海新生命书局任职,袁秀卿闲居在家,阅读一些诸如《铁流》、《莫斯科印象记》之类的苏联小说。

  来人名叫葛鹤林,上海美亚织绸厂的工人。美亚织绸厂罢工时被捕,被捕的还有罢工领导人邢子陶。邢子陶是长乐沃基人,邢墨卿的族侄,共产党员。葛鹤林被捕后,警方查不到问题,就将他放了,而和他关一起的邢子陶,虽然化名尹阿根,但警方认为他有重大嫌疑,已把他关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

  葛鹤林随身带来邢子陶的一张条子,条子上邢子陶请求邢墨卿夫妇赶快设法救他。

  邢墨卿夫妇接到邢子陶的求救后,立即敲开隔壁陈宝骅的门,陈宝骅是新生命书局的发行人,系陈立夫、陈果夫的堂弟,与邢墨卿交情颇深。陈宝骅当即答应去找陈氏兄弟,但他不敢保证陈氏兄弟能不能出手相救。毕竟,进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都是“危险”的共产党人或革命志士,是与国民党誓不两立的死对头。

  为保险起见,邢墨卿夫妇又星夜赶往嵊县人王晓籁处,王晓籁在上海滩是个路路通的名人,素来十分仗义。当时正在杭州春游,邢墨卿夫妇随即一路追到杭州。王晓籁很爽快地答应了。不几日便差人送来消息,说尹阿根的命保住了,并且只判了五年刑期,被送往苏州监狱。

  邢子陶在押期间,邢墨卿又去探过两次监,夫妇俩还隔三岔五地送一些东西进去。

  邢子陶出狱后,不止一次地说,他的命是邢墨卿夫妇救的,没有邢墨卿夫妇,就没有他邢子陶。当然,也就没有后来设于他家的中共浙江省工委、宁绍特委机关驻地。

加入革命组织

        1939年9月,在中缅边界垒允中美飞机制造厂工作的邢墨卿因胃穿孔突发,送至缅甸一家医院治疗时,竟染上鼠疫,不日便丧身异国。痛不欲生的袁秀卿拖着一对儿女,捧着亡夫的骨灰,眼泪伴着暗泣回到了长乐沃基。

  袁秀卿回到沃基后,靠亲朋的资助买了3亩薄地,所得租谷勉强度日。

  日子在黯淡无光中度过。

  1944年,在重庆机械厂做工的邢曰惠(后改名钱进)于年底回嵊参加地下斗争。钱进是邢墨卿的弟弟,从小由袁秀卿一手带大,对嫂子很是敬重。在钱进的开导下,袁秀卿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时,为了励志,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袁志强,寓意“革命意志坚强”。

  1945年3月,袁志强成为长乐区共产党组织的联络员,她的家成了联络站。第二年7月,在钱进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沃基村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

  袁志强的家在村西,简易的两间楼房,屋后是一大片菜园地,菜园外一条泥埂小路直通山脚。作为一个联络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党的领导人马青、周芝山等常在这里落脚。

  袁志强耳朵不好使,她怕自己听不见敲门声,晚上睡觉时,便用一条很长的带子,一端系住一块石头,从楼上卧室的窗口直垂到菜园里,另一端则系在自己的手臂上,同志们只要在菜园里拉几下带子,袁志强就知道有人来了。

  于是,掌灯。于是,把两个熟睡的孩子弄醒,让他们一边哭,一边大喊“要上厕所”。袁志强领着孩子下楼,又领着同志们上楼。同志在楼上商量要事,孩子在楼下充当“哨兵”。

  “晚上,我们睡死了起不来,母亲就用手捏我们的鼻子弄醒我们。”

  “那时,不管天有多冷,我和小弟,就蹲在这个地方,装出边哭边解手的样子。”邢仪燕家当年的房子已被拆除了,菜园也没有了,只有昔日依稀的旧影。

创办香烟公司

       嵊西是地下党活动的重要地区,金萧地区和嵊新奉地区的领导常常在联络站碰面。袁志强家本来冷冷清清,忽然间人来客往,总有不妥。为掩人耳目,袁志强他们决定办一家香烟公司。

  袁志强卖掉3亩田,又从亲友处借来500公斤谷钱,作为香烟公司的启动资金。香烟公司由袁志强、钱进、周向群的名义合办,取名“兴业”,生产“醒狮牌”香烟。兴业、醒狮这两个名字带着浓郁的政治气氛,领导认为不妥,后来“兴业”公司改名为“三友”公司,生产的香烟叫“米老鼠”牌烟。

  “三友”公司前店后厂,前面的两间平房店面是租隔壁人家的,后面的“厂房”是袁志强自己家的房屋。那时,青砖黛瓦的几间民房里,日夜飘荡着烟草烟叶的香气。

  三友公司生意兴隆,顾客络绎不绝。来来往往的人有带烟叶过来换取的,有挟条“米老鼠”香烟出去的,进进出出的人都像极了做生意的买卖人。其实,买卖人大多是交通员,挟走的一条条香烟都是免费的。“米老鼠”香烟,只是他们联络时的一种掩护罢了。

  三友公司表面红红火火,实际日日亏空,到歇业时,已欠了5000斤谷的债。好在,债主们后来都不要了这笔欠款。

收发秘密电台

        1945年,国民党对延安方面的消息封锁得滴水不漏,为了和延安取得联系,上级派了杨雷过来,计划在袁志强家设立一个秘密收报台。杨雷到袁志强家住下后,就用孙闻天这个名字。

  杨雷什么也没带来。没有收报机,他们就动手自己组装。钱进弄来一台破收音机,杨雷拆开检查一下后,该用的留着用,缺少的,他开了一张清单叫去上海采购。零件采购回后,杨雷做师傅,钱进作助手,两人开始折腾,袁志强则在旁边用铁钉在铁皮上敲出一个个小洞。没多久,一台收报机在三个“臭皮匠”的合力捣鼓下,终于装配成功。经过一日一夜的调频,后半夜两点多钟,新华社清晰的播音通过一根无形的天线传了过来。

  电报能接收了,但放在什么地方呢?袁志强看看自家窄窄的空间,犯难了。后来,她把楼棚空出来,把楼棚间做成了电报间。楼棚外铺一张眠床挡住,楼棚和眠床之间用一张席子挡住。这样,外面的人谁也不会知道席子里面的世界。

  收报工作由杨雷负责,钱进和袁志强负责录稿,并且把录下来的新华社消息和评论一份一份抄写端正,编辑出一份《时事小报》的原稿,送到开元或大明寺根去刻板油印。

  小报油印回来后,张贴的工作也落在袁志强身上。那时,袁志强总是把那些小报四角用浆糊糊好,然后藏在竹篮子里,上面放些零头碎布,在大街上四处吆喝“卖零头布,卖零头布哦”。眼看四下无人,便从竹篮里取出小报,捏住四角往墙上一拍,便粘住了。

  有时,年幼的邢仪燕也被母亲叫着一块上街,由小仪燕望风,母亲袁志强的行动快速多了。

  一根无形的导线,把小小的沃基村与延安连接了起来。1946年12月,因工作需要,杨雷和收报机转移到了开元。

永远的联络员

        1947年,嵊西白色恐怖严重,一些党员奉命上山,一些党员转移外地。袁志强却还是做着联络员的工作。她大部分时间游走于嵊东嵊西一带,做四明山、会稽两地的联络工作。

  为了避免追捕,有时她买了香烛,装作烧香拜佛;有时装作卖布头的小贩;有时装作生病,坐着轿子去看医生。大路控制走小路,西乡戒严到南乡,耳朵不灵,就叫上小仪燕当耳目,恍若《铁道游击队》的那些队员,与敌人机智灵活地周旋。

  1948年12月28日,袁志强参加了会稽山抗暴游击大队,加入了武装斗争的行列。袁志强在游击队的年龄最大,同志们都叫她袁大姐,老战友则叫她聋婆大姐。

  “文革”后,袁志强的家也移到了市区。早年一块闹革命的战友回嵊探亲的特别多,凡过市区的大多到她家落脚,她总是热情招待。大家一起聊烽火岁月里的旧事,感慨无限。为此,她和女儿、女婿的工资总是不够款待,差不多又要欠“5000斤的谷钱”。老战友戏称她家是解放后的联络站,而袁志强,俨然又成了战友们眼中的那个袁大姐或者聋婆大姐了。

  “这两间平房就是当年三友公司的店面了,那边就是我家的旧址。”丝雨纷飞中,邢仪燕老人还沉浸在当年的回忆中。

编辑: 马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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