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过去的历程，展望未来的道路，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一轮思想解放讨论的重要内容

　　回溯三十年前社会转型的起点，有一个维度被抑制了下去，但是它并非不存在，这就是政治的维度。可以说，转型之初的第一步，是从政治上的松动开始的，是以政治面向来带动其他面向的。政治实际上发挥着一个引擎的作用。

    这个最早的起点可以称之为“政治和解”。“和解”意味着“对立的结束”，而这个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的，是强加于他人的侮蔑不实之词。一旦某人被驱逐出正常的生活范围，他本人是无法替自己辩解和辩护的，只有等待将他擒获的那只手将他解救出来。这本质上是一个悖论，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路。这是了解那段历史时，需要恢复的具体历史语境。包括所谓“政治”的含义，也需要结合当时的条件来理解。

　　这场“和解”最初的和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是邓小平本人获得重新工作。当然没有邓小平，便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但是如果没有人坚持排除障碍，及时将邓小平从被污名与软禁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便没有后来的整个局面，至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实际上，在经过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运动”之后，又一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同时也成为全社会的某个象征，代表着中国是否要走现代化道路，以及是否要通过此项努力使得国家再度强大起来。因而社会各界绝大部分都在翘首以待——邓小平能否再度出山，这成了这个国家能否出现新转机的一个试金石。在这件事情上，一些如今被人们淡忘的名字，如叶剑英，功不可没。

　　而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之后，那些与邓小平“同难”的1976年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他们的政治身份及处境，却仍然晦暗不明。直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在这之前可以说存在着一个为“四五运动”正名的小小运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组16名教师(署名“童怀周”)自发搜集并以油印的方式传播“天安门诗抄”、上海工人宗福先写作了《于无声处》的剧本并在上海北京上演、《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上刊登北京青年工人韩志雄在“四五运动”中的事迹(很快被汪东兴严厉批评、该杂志被收回)等。完全可以说，“四五运动”得到正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努力争取。王思睿先生这样的说法应该是十分中肯的：“严格地说，为四五运动平反才是争取民主的运动。”

　　如果说，这两件互相关联的事情得到解决，打开了中国社会通向未来的前景(现代化与民主)，那么，由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亲手督办的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则进一步释放了这个社会中有关人权及正义的能量。那些从年青起就投身中国民主进步事业的人，大多出生入死，当他们被非法取缔工作及遭到非法人身监禁之时，也是这个国家的人权状态全面瘫痪之日。当身处高位的人们不能保护自己，那种混乱失序的状态客观上也就不能使任何人得到切实保障。

　　实际上，胡耀邦的工作比今天人们所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他所迈出的每一小步都是冒着极大风险，顶着巨大压力，因为那些大多是最高领导批示了的。但胸中的正义，引导着这位不信邪的共产党员，他至今流传的名言是：“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的工作范围不仅涉及“文革”中遭到压制的党内人士，同时包括广大的社会人士——所谓“右派”、“地富反坏分子”、“四类分子”，各种“历史”的与“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少数民族中的比如“伊玛尼党”案(回族)。短短一两年时间之内，套在无数人头上多年的绳索得以解除，成千上万被驱逐至看不见的角落的人们，终于可以走到阳光底下，与他人享受同一个蓝天。

　　从政治上恢复公民平等身份的努力，也体现在1977年恢复高考上面。因为家庭出身而将年轻人拦在大学门外，这在“文革”之前就开始了。当年龄参差不齐的77级、78级进入学校，高校的教学秩序渐渐得以恢复，学校里教师和知识的尊严也得以建立。1978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令人感到那真是一个解冻时期的来临，知识分子可以将自己的专长和国家建设这个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原来不敢想象的事情成了现实。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和解，可以说是在“政治和解”的带动之下，与整个社会进行和解的重要一步。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也可以看作与千万个破碎的家庭和解，与那些儿女失散多年的父母们和解。此举背后，或许还意味着多年的革命及运动，愿意在家庭的日常生活面前低下头来，愿意承认亲情与家庭伦理的合理性，这是与人们自己身上的人性和解。

　　在知青回城不久的1978年11月24日，安徽小岗村16户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摁下手印搞“大包干”，此举最后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于是称之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件事不仅拥有可见的经济意义，而且拥有巨大的政治意义：给农民以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是与占人口80%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之间的和解，也是最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和解。

　　包括“真理标准的讨论”，包括在平反中不能不遇到的历史真相，都帮助促成了那样一种与真理、与真相和解的气氛。如此一系列新的举措，几乎涉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方面感到解放和受益。人人感到从此往后可以大口地呼吸，感到压在自己身上多年的符咒被解除，感到回到社会和人群中来，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社会的善意被空前地激发出来，沉睡多年的能量得到释放。

　　这就是被称之为“共识”的那个时期。种种“和解”不仅没有造成社会的混乱，而且给当时的政权提供了合法性，增强了它的说服力，拓宽了其统治的基础，同时无疑提高了全民的凝聚力，造成了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那种珍贵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