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无处不飞花”。何燕凌、宋铮两位报业界的老前辈，用非凡的经历诠释了这句人生格言。他们是一对革命夫妻，今年一个87岁、一个85岁，相伴走过了70个春秋。自1939年相识，他们共同度过了高中和大学生涯，一同经历了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一起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和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在党组织安排下一同到了解放区，在创刊不久的人民日报社工作，成了人民日报发展历史中特别的一对。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何燕凌亲历了开国大典的历史时刻，而宋铮却与之失之交臂，当时她刚生下与新中国同龄的女儿。

　　在惊心动魄的地下工作中成长

　　在数十年人生中，何燕凌和宋铮最亲切的伙伴就是书籍。家中满满两墙的书是他们经历的最好见证和个性的最好说明。如今虽已年愈八十，他们仍保持着良好的读书习惯，并随时将思考和感悟记录下来。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们多次引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言论，并结合当下的实际。他们提到了最近的G20峰会，对中国现今的国际地位大感欣慰。虽然年龄大了读书有困难，但他们对国内外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我们不由得感叹，不愧是资深报人，对新闻的热爱丝毫没有因年纪增长有所消减。

　　然而，在何老和宋老的印象中，最初踏上新闻之路并非出于兴趣，而是出于对党领导的民主解放和人民民主事业的向往。他们的成长充满曲折和艰辛，同时还有对民主的渴望和与朋友们并肩作战的喜悦。

　　何燕凌原名杨育智，宋铮原名张增淮，高中时都曾在河南黎明中学求学。在他们合著的《红岩儿女》中写道：1939年秋天，黎明中学高中部有了3个女生，其中就有宋铮。她和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受到昂扬的革命气氛的感染和鼓舞，渴望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而何燕凌、贺果、康涛等三个年轻人因喜欢《新华日报》而相互接近。他们从报上看到列宁办过《火星》报，几个人商量办了一个《火星》壁报，宣传团结抗日。高一的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两个女同学也参加进来。后来，火星社的活动受到干扰转入地下，原创始人和三个女同学另组织了秘密的读书会。因为大家都喜爱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就把读书会定名为“海燕之群”，“人人都觉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亲切、温暖。”他们交流学习心得只能写在纸上，在课堂上以同学间借书还书的方式互相交换。宋铮笑言，正是在这里他们开始接受了党的启蒙教育。

　　他们在南方局办的《新华日报》吸引下到重庆去上大学。1943年秋，何燕凌从中央大学转入复旦大学，与宋铮、康涛、马根荣会合。他们十分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和腐败，又受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感染，更加认定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的希望在共产党。不久他们就与南方局青年组取得联系，参与建立青年运动的复旦大学“据点”（据点是周恩来适应抗日战争中期大后方——主要是重庆地区的特殊情况，考虑众多进步青年的愿望和开展青年运动的便利，吸取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设计的一种灵活的组织形式，是没有固定形式的组织形式），成为核心组成员，投入艰难而紧张的地下工作。何燕凌和宋铮如此描述当时的感觉：在秘密串联发展进步青年组织、传播被专制统治者禁止阅读的出版物中天天冒着遭遇迫害的危险，在艰苦斗争中也有欢乐，“每次见到青年组的大哥们，都如沐春风的亲切，聆听他们的话语以后疑团为之消失、眼光为之明亮的兴奋，捉迷藏一般摆脱了特务监视、追踪之后的轻松，都使我们多体会一次难得的愉快。”

　　据宋铮回忆，有一次，她从南方局青年组回学校，手提箱里带了一批秘密的学习材料，刚下汽车就遭到专制当局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站”的特务突如其来的检查。虽然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她仍镇静自若地主动把小皮箱打开，以不屑一顾的神气对特务说：“查吧！”由于她事先在材料上放了几件花衣裳，而且借了从香港来的一位同学的花旗袍穿在身上，特务盯住看了一眼，又看到她的穿着，就让她出了汽车站。至今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宋铮仍为当时紧张的气氛和自己的机敏镇定兴奋不已。

　　1944年，何燕凌加入南方局青年组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的筹备工作。由于据点核心组是秘密的，而导报的工作是公开的，不能兼顾，只能参加一项，核心组成员和导报主持人争何燕凌，为此吵得面红耳赤。青年组决定何燕凌坚持隐蔽，对于导报的工作只能在必要时“客串”。他参与导报版面设计后就退出导报的正常工作了。12月22日，《中国学生导报》破土而出，迅即成为学生运动的火种与号角，报头就是何燕凌从鲁迅书简中选出几个字来临摹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