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5日，接到命令不得使用重武器的解放军与占据桥边高楼顽抗的国民党守军，在苏州河畔展开了上海战役的最后激战、对峙，本文作者当时居住的浙江路北京路“十字路口”正是处于这一区域边缘。本文是上海解放六十周年之际，作者对当年其所处位置经历的回忆。

　　今年是上海解放六十周年。之前曾看过不少关于上海解放的文章，有称“5月25日，苏州河南岸全部解放”。但在我的记忆中，并非如此。

　　垂头丧气的国民党军队走了一个多小时，交通整个瘫痪

　　在远离苏州河的地方，可能是25日已经解放。如袁雪芬先生的《求索人生艺术的真谛》一书中提到，24日晚上枪炮声不断，25日上午，她已经在弄堂口看到解放军和安民告示，并且通知先前已经组织好的宣传队到八仙桥电台播音……

　　靠近苏州河，情况不同。我家住的北京路，与苏州河南岸只隔了一条不宽的厦门路，虽说25日清晨，解放军已经兵临楼下，但此地并未真正解放。确切地说，国共两军在家门前进行了两个半白天和两个夜晚的对峙，其时，居民们被叮嘱待在屋子里，不要外出。由于流言的传播，我们还全家逃难，经小路逃往已经真正解放的南市亲戚家。

　　1949年5月，我家居住在北京路的大众螺丝店楼上，从二楼的窗子，向西南能看到芝罘路上的行人。

　　上世纪40年代的北京路，似乎已经有五金一条街的雏形了。西邻是一家铜管铜材店，铜管店隔壁是位于北京路和浙江路拐角处的一家糕团店。东邻是一家油漆店，再往东有大名鼎鼎的胡庆余堂和万昇酱园等店。而今这些大店小店统统不复存在，从浙江路至福建路的北京路北侧，成了一统的京都科技城。我家的对面是森昌和源裕两家五金器材店，源裕店西侧是一条与牛庄路相通的弄堂。由于惧怕散兵游勇抢劫，那时上海的弄堂几乎都装了铁门或者木栅门。

　　住在通衢大道上，站在窗前，街景尽收眼底。平时北京路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常见警察拿着车夫的座垫，刁难车夫，由着车夫在后面苦苦哀告；小乞丐们拦着挑夫，争抢剩饭剩菜……临近战时，则经常见到装载着头戴钢盔大兵的卡车隆隆而过，只是临到解放前数天，运兵的车没有了，大兵们只能步行。一天下午三四点左右，一支长长的队伍在北京路上行进。这些国民党兵衣衫肮脏，神情疲惫，队伍中还不时出现拉东西的羸马。他们向东走啊，走，足足走了一个小时都还没走完，一位在我家作客的亲戚也因此被堵。他说，这些兵应该是往高桥方向去的。因为北京路向东是黄浦江，这中间没有能安置这么多军队的工事。到底这些队伍是撤退还是到高桥去增援的，没人知道，但看那垂头丧气的模样，估计是前者。队伍走了一个多小时，交通是整个瘫痪了，这时有一个少年，大概等得不耐烦了，就横穿队伍过马路，这下不得了，那些兵揪住了他暴打……我姐姐那时是六年级的学生，学校里颇有些教“手把着锄头锄野草……”、“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类进步歌曲的教师，因此小小年纪很有些正义感，正好写周记没有材料，于是就把这情节写进周记里，并且发表议论：“既然打老百姓有那么大本事，为什么还从前线败退下来……”她的国文兼级任老师在她的周记后写了评语：“这种题材的周记尽量不要写……”他怕我姐姐不好好看他写的评语，在课堂上故意留出时间，让每位同学仔细阅看他写的评语。我姐姐翻看时，他走到我姐姐的座位边，低下头，轻轻对她说：“等会儿回家把这几页周记撕下来……”

　　电影《战上海》中所描述的，我军为歼灭敌人更多有生力量作战略后撤，国民党政府因此而庆祝胜利的高音喇叭宣传车也曾在窗下缓驶而过，卡车上油头粉面的男人和浓妆艳抹的女人呼口号发传单，更是当年街头难忘的一景。

　　母亲用裹了被子的木板挡窗，全家退居后面的厨房和三楼卧室

　　我上学的湖州旅沪小学在苏州河北岸的开封路上，每天必须四次往返于浙江路桥。白天，浙江路桥南北的桥堍上，装满黄沙的麻袋，垒起比人还高的四方工事，大兵们既可以荷枪实弹刺刀出鞘站在上面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行人，也可以躲在工事里往外打冷枪；入夜，带着令人毛骨悚然凄厉叫声的是警察抓人的飞行堡垒……我们学校隔壁的南洋女子中学被抓走好几位进步师生，我一位表姐正在此校求学，平时倾向进步，当我们把从老师那儿听到的消息告诉父母时，父母马上与舅舅家联系，知道那几天，舅舅舅母已经把表姐关在家里不准她出去，因此未遭毒手。

　　最紧张的几天，家里不让我们上学了，在郊区上海中学读书的哥哥也回来了。他说，那边的枪炮声远比市区响，学校只能提前放假。经历过八年沦陷的上海市民，都自觉地备战备荒。父母除了准备了上百斤的粮食煤球外，还花了一枚银元买了一百斤小黄鱼，盐腌了做成咸鱼干，用绳子穿着，东一串、西一串地晾着，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鱼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