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古鉴今 敢为天下先

    “浙商”形成过程

　　应该承认，浙商是近代才崛起的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浙商的历史却并不短暂。

　　在《史记》记载中，中国最早的大商人，也就是后代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就是战国时期越国的名臣。而南宋时期浙中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提出义利并举的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上海口岸的开放，更是为浙江商人提供了历史舞台。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对上海近代化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宁波帮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留下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人给予宁波帮“无宁不成市”的评价。现代宁波帮更是涌现了船王包玉刚和香港董建华之父董浩云等代表。

　　浙江商帮中又以宁波帮最为著名。兴盛于19世纪的“宁波商帮”被认为是继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他们不怕苦、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书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

　　除宁波帮外，浙江许多地方都有着悠久的民间经商的历史。

　　在义乌，拨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时就已经兴盛。改革开放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在市场经济商海中搏击的浙江企业家中，有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也有在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国企掌门人；有现代“儒商”和“资本玩家”，还有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知识型的企业家。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浙商固有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精神。

　　浙商文化溯源

　　浙商文化源远流长，往前可以追溯到古越文化。越人范蠡“三致千金”的经历使他被很多人尊奉为经商鼻祖。

　　浙商在实际商业活动中很好地遵从了范蠡的经商之道，主要有六条：一是准确、及时地把握“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能做到选对地址、待时而动、任人唯贤；二是准确进行市场预测，时机一到即能果断采取措施，避免“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三是善于处理和平衡各种关系；四是确保货物的质量和时令性；五是保持货币的流动不息；六是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应该说，范蠡是浙商的典范。

　　浙商以独特的创业实践创造了独有的浙商文化。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浙商以其一贯的敏感和迅捷，用新兴文化中蕴含的崭新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想像力，对浙商文化进行着新的演绎。

　　“浙商”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现象，更上升为一种文化现象。原先的企业家，见面谈得最多的是“缺钱”，后来喊的是“缺人”，到现在苦恼的则是“缺文化”。说到底，浙商开始意识到，企业发展的最高境界，最后比拼的就是文化竞争力。

　　浙江商人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创新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并且对浙江的人文精神有了新的提升。

　　它的独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讲求速度，常常是有果即入，觉得一个差的结果也比没有结果好；二是善于创新，常常是无中生有。而这恰恰是在浙江几乎零资源前提下对经济文化的创造性提炼；三是善于独创“创富模式”，最典型的是遍及各地的块状经济产业生态链，这正是对浙江人人文性格内涵进行整合的天才创造。

　　当代浙商文化与浙江文化已经互相融合、共同促进，而且是无法简单克隆的。这是因为浙江经济背后有着许多浙江独有的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浙江商人有自强、坚韧、务实、开拓等草根精神，但更诞生了诸如“冯根生与正大青春宝国药传统坚守”、“鲁冠球与万向国际化思维”、“马云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理念”、“宋卫平与绿城房产文化细节和气质”这些文化力量和商业哲学思想。

　　（大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