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间，中国越剧团在民主德国演出的节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使我想起了袁雪芬在越剧演出艺术上的高深造诣。 

　　是在一个六月的炎热的夜晚，袁雪芬还没有离开北京赴柏林以前，我和她谈起了她这次赴德演出“西厢记”中的角色崔莺莺。 

　　记得还是一九五三年，袁雪芬就开始在舞台上创造这个生长在封建贵族家庭里的相国小姐——“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形象了。一九五四年秋，在华东戏曲会演时，她就以这个剧目参加了会演。 

　　袁雪芬说:“‘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不同，虽然都是描写青年男女们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描写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并通过这些斗争揭示了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人民的理想以及和旧社会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崔莺莺、祝英台、白素贞毕竟是不同的，因为在这些角色身上，反映了各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性格。” 

　　崔莺莺是生长在皇族贵戚的家庭中，因此她受到了更多的封建教养。她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的爱情生活中，采取了曲折迂回，时隐时显的方式。扮演莺莺这个角色是很难的，她既有内心的深刻矛盾，又有和外在封建力量作斗争的矛盾。袁雪芬说:“莺莺一方面要和封建势力斗争，另一方面封建势力又影响着她的心理，这就巧妙地构成了她那有趣的性格，那戏剧性的内心矛盾。但最后她终于经过强烈的自我斗争，摆脱了一切束缚，选择了自己所向往的道路。”接着，她又说:“在演这个戏的时候，既要使观众清晰地看出这种复杂冲突，又要不使这种复杂冲突的矛盾浅薄地外露。” 

　　袁雪芬有条不紊地揭开了构成莺莺性格的社会原因。她说着这些话，语调里充满了一个艺术家对自己角色的熟识和热爱。她带着微微的激情说:“这是我喜爱这个不平凡的贵族小姐的原因，也是我创造角色的依据。” 

　　接着，她又说到了崔莺莺在“西厢记”全剧中的各个阶段。她说:“‘惊艳’时，莺莺好象一株关在暖房里的蔷薇花，被园丁搬到阳光底下来。一搬出来就遇见了张生。在她看来，张生这个人不俗气，很清秀，很有才华。这个经常接触腐儒朽气的长辈的少女，略略的留情给这个年轻人了。因此在第二场里，当她隔墙听到张生吟诗的时候，就情不自禁的和了他一首诗。” 

　　“从‘寺警’到‘赖婚’，莺莺的内心感情起了极大的变化，”袁雪芬继续说:“‘寺警’一场，莺莺为了寺人和家人的安全，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精神。她接连地献了三计:‘献给敌人’，‘死’和‘许婚给退兵英雄’。这一切都为了一个目的，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由于张生的挺身而出、献策，莺莺充分信任张生了，并且这件婚事也得到了母亲的应允。在这时候，莺莺的欢乐心情是很可理解的，袁雪芬说:“我满怀着喜悦的心情出场，我骄傲的唱着:‘若不是张解元识人多，谁人能退这干戈’，莺莺终于能堂堂正正的嫁给意中人了。为了表现这心灵中最美好的感情，我的动作、唱腔和说白，都以一种轻快的节奏来表演的。” 

　　但是，当莺莺的母亲突然变卦，“赖婚”的时候，她的内心又起了一个极大的变化，从极度的喜悦转到极度的痛苦，在这里，袁雪芬也表现了她卓越的演技。 

　　最后一个阶段是“拷红”和“长亭”。这时，他们的爱情终于胜利了。但当莺莺的母亲不让他们结合而让他们分离时，母女间又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袁雪芬说:“因此，‘长亭’一场，我们不能把它处理成‘尾声’，相反，应该是为幸福而斗争。”在袁雪芬的表演中，就是以这样的艺术表演来显示他们的胜利的。 

　　袁雪芬不但分析了人物、剧情，而且还精采地对崔莺莺和“西厢记”作了动人的比喻。她说:“‘西厢记’像工笔画一样，十分精致，所以我也必须笔画清晰，色彩鲜明地去处理她了。” 

　　她的谈话把我引到了不久以前看她的“西厢记”的演出的回忆中，的确像工笔画似地在风光如画的普救寺中，一幕一幕地把具有中国古典美和古代女性性格特徵的莺莺，又呈现在我的眼前。在这里，袁雪芬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少女的形象。我继续问到她的表演，她说:“‘西厢记’就像一首清雅的诗，情调是很芳醇的。越剧中一些曲调如‘四工调’、‘尺调’是很轻快的，但用在莺莺的演唱中就显得过份轻佻了一些，所以我是根据剧本的主题、人物的性格、整个戏的风格，创造了一些近乎即诵诗的曲调，我认为这比较符合莺莺和张生这两个有诗才的人物。现在我处理得还很不够，还缺乏有性格的音乐语言。另外在舞台动作中，特别是赖婚以后，是不适宜用大动作的，因此，我力求动作圆润、并在她的行走姿态和水袖拂升中，显示她的教养和风度。” 

　　她谈得很多。而且充满了一个艺术家对戏剧事业的热爱。 

　　最后，她说:“作一个演员，是非常幸福的，舞台虽小，但他有广阔的天地。我演过不少中国妇女，在她们身上我都能找到她们心灵中可爱得灼人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