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唱戏的艺人被蔑视地称为“戏子”。人们常把戏子与婊子、粮子(当兵的)并列一起，可见其社会地位之低下。谁肯与“戏子”为伍，以“戏子”为荣呢?而我们的田汉同志，一个早在文坛上享有声望的名人，却不止一次地说:“我是半个戏子”。他向社会陈腐的世俗之见发起挑战，给戏曲艺人以尊重、关心和支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阶级感情。 

　　田老的确称得上“半个戏子”。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他就与戏曲演员结下了亲密的友谊。比如京剧界几位杰出的艺术家，虽然早有盛名，但也没有逃脱“戏子”的地位。田老对他们非常了解和推崇，不为传统偏见所囿，给予高度的评价。他称梅兰芳是美的化身；称周信芳、程砚秋为现实主义的表演大师；他争看“江南活武松”，赞赏盖叫天的精湛艺术，并把他们四位颂扬为有气节的民族英雄，象国宝那样爱戴和敬重他们。这不只是对他们个人的评价，同时也是在充分肯定中国戏曲艺术的成就和地位。特别令人感动的是，田老在演员处于逆境时，也一样地给予关怀。著名豫剧演员陈素真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在她受冷眼、被遗忘的时候，田老亲自去看望她，并动情地赋诗，对她的遭遇表示不平和关切。由此可见田老知人之深，待人之诚，和对戏曲界精英的挚爱之心。 

　　我在解放前有幸受到田老的器重和关怀。记得一九四六年五月，田老应许广平先生邀请观看了我们雪声剧团《祥林嫂》的彩排演出。那时我们对鲁迅之伟大不甚了解，对他作品的深刻含义认识肤浅，因而演出尚不完整。而田老当即就说:“演得真实生活，思想高度集中!”第二天早上又要《时事新报》记者来约请南薇、韩义和我去于伶同志家里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戏剧界的前辈田老和于伶。田老看我们三人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很高兴，对我们把鲁迅的小说《祝福》第一次搬上戏曲舞台作了肯定，他说:“地方剧种能演这个戏是出乎意外的。”并深刻指出这个戏的社会意义以及它的不足之处，使我们很受教益。他对我们在老板雇佣下仍能努力进行改革很是鼓励，希望我们永远不脱离民众，继续改革下去。从我学戏以来，不知多少次听到社会上诬蔑越剧是“讨饭的剧种”。一九四二年我们开始从事越剧改革后，也是咒骂之声不断，被当作“欺师灭祖”的罪人。田老这般热情的鼓励和支持，真如空谷足音，我第一次感到一个“戏子”受到人格上的尊重。这次见面是我接受进步文化界影响的开端，对我艺术道路的转折有很大的影响。 

　　《祥林嫂》演出后，反动报刊和特务、流氓不断威胁我，说如果“向左看齐”将要给颜色看。后来便在光天化日下向我抛粪包，继而又寄来一封包着子弹的恐吓信。田老知道这些事后，愤慨地说:“这个社会没有生命保障”，大声呼吁新闻界声援受迫害者。接着就为这件事组织了记者招待会，并不畏风险亲自出面参加，表现了他誓与恶势力坚决斗争的精神。 
一个演员，特别一个女演员，在那黑暗的社会里遭受欺凌是屡见不鲜的，而且受了害还得忍气吞声地向恶势力倒赔不是。然而我这次遭难，因为有田老和进步文化界人士的鼎力相助，不仅免受了屈辱，而且斥责了邪恶，伸张了正义。 

　　一九四七年夏，越剧界姐妹们为摆脱老板的压榨，克服困难，团结一致，举行联合义演《山河恋》。田老听说后，在《新闻报》发表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文章，肯定并支持了我们的行动。当时田老在上海生活很艰苦，竞无栖身之地，我们请他住进用义演的钱租借来准备开办学馆(后因反动政府的阻挠未能实现)的一幢房子里。 

　　在那段时间中，我看到田老仅依靠写文章度日。但他毫不介意，依旧是一副热心肠，为我与范瑞娟再度合作，特地写了一出反专制、反暴政的大戏《珊瑚引》，借揭露历史上石崇一伙骄奢淫逸、残杀无辜的罪行，巧妙地嘲讽现实中的四大家族；演出后受到观众的欢迎。 

　　田老与戏曲演员的密切关系，使我多少年来一直记住他的这句话:“我是半个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