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9年调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工作，今年2月被任命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并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无论在什么岗位、担任什么职务，我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不敢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是人民的检察官，不敢忘记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始终追求：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扎扎实实做事，公公正正执法！

    凡是到我们一分院的案件，大都是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重、特大案件。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拥有生杀予夺的司法重权。因此，从走上检察工作岗位的第一天起，我给自己立下了公正执法的办案原则。24年来，我经办和审批的3000多件刑事案件中，有一般案件，还有全国瞩目的大要案。但无论对什么样的案件，我都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懈怠。始终公正执法，没有出现一起错案。

    2001年冬天，在北京远郊的一个小山庄，有一个六口之家，其中一人涉嫌伤害罪，三人涉嫌包庇罪，都被逮捕，家里只剩下一个重病在床的老人和一个年幼残疾的孩子，无人照应。春节前夕，村里的邻居出于同情，给我写来一封信，希望能对其中一人取保候审，以便照顾老人和孩子。在查明属实后，我批准按照法律规定对老人的儿媳办理取保候审，并特别叮嘱办案人员赶在节前办完手续。事后，几名犯罪嫌疑人都一致表示要如实交待问题，改过自新。

    我深知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为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审查办理北京第二毛纺厂一起挪用公款案时，我收到受害企业请求发还扣押款的救急信。尽管当时尚未结案，扣押的赃款不宜马上发还，但考虑到该企业濒临破产，工资拖欠，多年医药费报销不了的情况，我作出了立即发还的决定，为特困职工解了燃眉之急，也救活了企业，受到了企业和职工的一致好评。

    我时常告诫自己，“廉洁没有底线，自律不能封顶”，要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从政之德，决不做懒官、昏官，更不能做贪官。1998年妻子所在的工厂进行企业改制，要求年满45岁的女工一律办理内退手续。当时妻子还不到45岁，又是车间的生产骨干，所以很乐观，觉得这次内退应该轮不到她。可内退名单一公布，有她的名字。妻子不想过早地内退，哭着求我出面找厂里领导说情，我对她说：“我可以去找厂领导，他们也可能会给我这个面子，但我还是不能去。你要想想厂里的难处。企业改制是工厂的大事，内退的那么多，帮你办了，你也就是晚退一年半载的，可厂领导和我们都会让人家戳一辈子脊梁骨。”

    有人曾说我没有朋友，不讲情义。其实，我也是普通人，也有朋友，也重感情，也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但是我不能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去换取私情，苟取私利。如果我牟取非分的利益，就是对党的背叛，如果我怕得罪人就势必得罪人民。

    这些年来，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尽了应该尽的本分，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荣誉和很高的评价。但我知道，这些都离不开党的培养教育，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关怀哺育，离不开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今后，我一定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创造出新业绩，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厚望。（《人民日报》 2003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