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由量的增长向质的增长转化，区域由“单极突进”向“多轮驱动”转变，城乡从“二元结构”向“工农互助”迈进，社会从“平安浙江”向“和谐浙江”过渡。

    如果单论GDP增长速度，2011年的浙江并无亮色——2011年全国 GDP比上年增长9.2%，而浙江，只有9％。浙江GDP增长多年来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不过，再看另两组数据，人们对浙江经济发展会有新的体悟：

    2011年，全省化学需氧量、氨氮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比上年下降2.81%、2.55%、3.15%——浙江节能减排完成情况居全国前列。

    2011年，浙江城乡居民纯收入再创新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071元，增幅达15.6％，为1997年以来最高，已连续27年位居全国省区第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3万元，自2001年以来连续第十一年位居全国前列。

    “两降一增”说明了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1》这样评价：浙江的GDP发展质量位列北京和上海之后，排在全国省区第三位。浙江经济正由量的增长向质的增长转化。

    确实，浙江力求“由里往外美”。

    由“浙江制造”到“浙江创造”，创新使活力增强；由“块状经济”到“产业集群”，高端让效益翻番

    “草根”起家的民营经济，占浙江经济总量的70％。这种“一村一品、一地一业”的“块状经济”，曾创造过诸多奇迹：嵊州年产领带3亿多条，诸暨大唐镇年产袜子75亿双……

    不过，奇迹背后，也有诸多苦涩：从业者众，耗能者巨，然产量庞大利润微小。粗放发展的弊端开始显现：2007年底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浙江首当其冲，绍兴最大的几家企业相继停工，杭州、宁波首次出现经济指标全面下滑……

    不独如此，人们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温州市平阳县，皮革产业让母亲河鳌江成为全省最劣质的水系，酱汤般冒着臭味的河水让沿河的居民不得不搬迁……

    “哪怕牺牲再大的眼前利益，也要引导企业节能减排，促动产业转型升级。”浙江省委、省政府拿出了壮士断腕的决心。2007年6月，推出“两创”战略——创业富民、创新强省，吹响了向“低、小、散”诀别的进军号；2008年9月，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把“推进全省经济转型升级”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然而，转型之路并不平坦。正当全省齐心力促转型的关键时刻，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不期而至。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GDP同比增长6.1%，而浙江只有3.4%。

    是为了面子、先保住GDP增长，还是继续推动转型升级？浙江没有丝毫的犹豫。在省里的两会上，省委书记赵洪祝旗帜鲜明地指出：“困境中更要咬定转型升级！复原传统增长方式，即使暂时保住了经济指标，今后仍然躲不过发展难关。”

    转型升级的攻坚战打响了。2010年开始，绍兴县对排污不达标的企业一律贴上封条。有“南方五金城”之称的诸暨市店口镇，政府顶着“砸了店口人饭碗”的舆论压力，毅然关停了1304只土炉。

    “退，是为了进；关停，是为了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对浙江民营企业来说，压力不仅来自减排目标，还来自于原有的优势逐渐丧失，附加值低、成本低、价格低的生产模式已难以为继。”浙江省省长夏宝龙坦言。

    怎么办？从创新到创意，从块状经济到产业集群，浙江开始谋求经济结构的质变。软件、集成电路、通信、纳米、新能源、生物医药成为浙江企业家眼里的新宠。

    “不创新，企业就没办法生存下去。众多浙江企业正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向科技型产业转型。”省科技厅厅长蒋泰维告诉记者：仅2010年全省财政科技投入就达121亿元，全社会科技投入830亿元，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全国第三位。

    “贴牌”生产让浙江的产业长期以来一直蜷缩在价值链的底端。创新，让“浙江制造” 升级为“浙江创造”，浙江产业由此攀向价值链的高端。

    浙江贝达药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出了新药“盐酸埃克替尼”，扭转了抗肿瘤品牌专利药被欧美垄断的局面，标志着我国医药研发实现了从仿制向创制迈进的重大变革。

    随着创新步伐的加快，浙江经济由“块状经济”迅速向“产业集群”升级，未来将形成数十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发展，让原本如“一篮土豆”般散乱而缺乏联系的“块状经济”，变成“金字塔”式分工精细、产业链更长、效益更好的企业群。

    产业集群会带来什么效果？嵊州市针织服装协会会长徐国生说得很形象：过去替人家加工领带，是“酒肉穿肠过”，辛辛苦苦生产一根领带，也就挣个块儿八角。现在我们完成了产业链布局——研发机构、核心技术、自主品牌样样都有，汤汤肉肉全是我们的了！

    未来3年，浙江所有地级市、工业总产值千亿县、42个省级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都将建成特色工业设计基地，应用工业设计成果的产值将占全部新产品产值的50%以上……

    由“单极突进”到“多轮驱动”，区域发展更平衡；由“二元结构”到“工农互助”，城乡携手齐跨越

    “抓经济增长，必须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从可持续发展看，缝好‘里子’尤为重要。美，不能只体现在面子上，我们要‘由里往外’美。”这是浙江省委、省政府一贯坚持的原则。

    有了这个原则，浙江各地更注重下憨劲、下实劲。这些“劲”，可能不会体现在GDP上，但它为浙江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来过浙江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这里城乡差别不太明显！

    的确，在浙江，即使偏远的乡村，也实现了“三头”——公共交通到村头，硬化路面修到地头，超市开到门头。人们的穿着，享受的福利待遇，也都在告诉人们：这里的城乡鸿沟正在填平。

    现在连被称为浙江“西部地区”的丽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也连年跃居全省前列。如果说，以前浙江沿海地区的崛起是“单极突进”的话，那么今天浙江省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个区域正齐头并进，呈现出“多轮驱动”、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

    受历史和自然条件影响，浙西南山区与浙江沿海地区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统筹区域发展，基础设施是关键。近年来，浙江加大基础设施投入，高速公路网络工程、乡村康庄工程、水运强省工程以及电力的“三个1000”工程，每年近千亿元的投入，为浙江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了重要的基础条件。浙中山区武义县58个“康庄工程”项目建成后，全县基本实现了1小时交通圈，从一个贫困山区“跨”进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圈”。

    在消除贫困县的基础上，浙江省委、省政府适时地把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贫困乡镇上来，以相对较贫困的100个乡镇为扶持对象，作出了“实施百乡扶贫攻坚计划”的重大决策。快速发展效益农业，加快下山脱贫步伐，扩大劳务输出，加大科技扶贫力度等。多管齐下，带来的是全省欠发达乡镇全面达到国家小康标准。

    除了统筹区域发展，浙江还加大了城乡统筹的力度，力求城乡全面融合。

    住房差距是城乡差距的一个主要标志。浙江近几年下狠力抓农房改造。截至去年底，全省已累计完成农村住房改造建设110多万户，完成建设投资1856.5亿元，完成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11.93万户。

    除了政府投资，各地还因地制宜推出了新举措。宁波北仑区新碶街道大同村农房建设分散，每户占地面积很大。要建设新村，既少资金，又盘不出新土地解决困难户的住房问题。区、镇、村三级协商，决定在大同村试行宅基地集约利用——通过村宅基地出让，既省出了一半的土地，农民又获得了建设资金。建成后，大同村村民每户平均能分到两套住宅，而村民的农民身份不变、村里的福利不变、土地承包权不变、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分红权不变。

    环境脏乱差，一直让农民无法摆脱“脚上的泥土”。浙江通过科学调整行政区划，撤县设区、乡镇改街道、建制村合并、规划中心村，推进人口、产业、居住“三集中”，形成梯次合理的居住和产业布局，加强了城乡基础设施的支撑力。同时，全省还掀起了“千村示范、万户整治”及“美丽乡村”建设。现在，浙江许多农村已实现农村垃圾全收集、污水处理基本覆盖。

    除了基础设施，浙江还在社会保障等方面，力推农村、城市一体化。

    在嘉兴，探索出了许多城乡一体的全国第一——全国最早实行了养老城乡一体化，农村居民、城市无业者等人群全部纳入保险；全国最早建立了新型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在全省农民看病负担最低、医院报销最多。

    在浙江，城与乡的边界，的确已经很模糊。

    从“平安浙江”到“和谐浙江”，人民生活更安康；从“干部接访”到“工资共决”，社会基础更稳固

    浙江“下憨劲”、“下实劲”还体现在社会管理的创新上。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现在的浙江，像一辆正在行进的高速列车，支撑这辆列车运行的两条轨道：一是经济发展，二是社会管理。而后者，不仅调节着列车的运行安全，也关涉车厢里“乘客”的民生福祉与幸福指数。

    还在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把建设“平安浙江”作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要求各地致力于关注民情、改善民生、发展民主、维护民安、促进民和。

    今年60多岁的杨茂夫已在诸暨枫桥镇做了十多年的调解工作，经历大大小小纠纷不计其数，100%都调解成功。靠的是什么？“一遍遍耐心做工作。”

    在“枫桥经验”带动下，各地摸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经验：舟山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温州的“综治八大员”、苍南的“五站式工作法”……这些经验，让邻里的许多矛盾始发时就被化解。

    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2004年6月，浙江在武义县率先开展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试点工作，在后陈村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村级民主监督组织，由群众选举产生村务监督委员，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村务监督，使各种问题和矛盾有了内部化解机制。目前，全省30032个行政村已全部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和便民服务中心，近八成群众对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表示满意。

    “平安浙江”带来了社会的和谐：连续8年，浙江群众安全感满意率均在95%以上，位居全国前列。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生产安全事故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

    “领导干部下访接待”制度，在浙江已经实施了9年，从省委书记、省长到基层乡镇长，定期约访接待群众。变堵为疏，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全省信访量逐年减少，群众满意度大大上升。

    民营经济占“大半江山”的经济结构，给浙江的劳动关系带来一些新情况：一方面，资本的趋利本能在涌动；另一方面，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大多分散在中小企业的劳动者，自我维权意识也在增强。

    浙江省委、省政府较早认识到，构筑和谐劳动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薪酬，往往是引发劳动纠纷的主因。在各级工会的努力下，“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协商模式已在浙江全省推广。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陈世权介绍说，浙江目前已有近850万名职工按照集体协商定工资。杭州等地已建工会企业中80%以上都实行了工资集体协商。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单位GDP的劳动争议受理数，全国为1.9，浙江为1.35；单位GDP的劳动争议涉及劳动者人数，全国为5.59，浙江为2.40。从全国范围看，浙江的劳资和谐度，明显走在了前面。

    浙江多山，靠着坚韧不拔、任劳任怨的“四千精神”，浙江人赢得了经济发展的先机；浙江向海，在经济大潮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浙江人看惯了海洋变幻莫测，潮起潮涌。爬山涉海的浙江人有个信念：无论山再高，浪再急，只要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前景会更加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