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七十年前之事，正确地说是七十七年之前，家里有个“防空洞”。

　　防空洞构筑极其简单，处在堂屋“八仙桌”之下。所谓“洞”，只是八仙桌上放置几条旧被、新被，厚厚的，目的是紧急之时人可以钻进去，依靠桌子四条腿的构架，挡住房屋炸毁或震动倒塌坠落物的冲击，不受或少受伤害。为了性命，只要是能缓冲的，不惜工本，什么都会放上去，现在想来真有些不可思议。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南京沦陷，上海沦陷，绍兴、嵊州……会怎么样呢？

　　日本侵略中国，掠夺中国城池好像有一套程序，先是飞机轰炸，炸政府、炸民房，搞得人心惶惶。然后是军队出击，消灭抵挡守卫。为了抵抗日寇侵略，当时政府也有许多应对办法，军队抵挡百姓是不会太了解的；飞机轰炸，则是设置警报器、依据侦察得到的信息，用急速短促之声，拉响警报，催人注意，动员躲避，逃离房舍，或到郊外宽阔地方，避免伤亡。逃避不及的，可以在家里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躲起来，防御伤亡是十分必要的，于是有了构筑家庭“防空洞”之举。

　　家庭“防空洞”有好的地方，就近简易，回归方便，但作用有限，安全性不高，桌子能有多少承载能力，能抵得住房屋的坍塌吗？再说也容纳不了三四口以上人家，显然不及离家避炸。

　　然而，离家避炸也不容易。困惑的是警报这东西并不灵验，许多时候，警报未响，飞机就在头上盘旋，逃离不及；有时候警报响起，正在逃离路上，也无遮掩，还不如留在家里。就说警报能准确地指导躲避，响起以后马上就逃，也会有许多意外。特别难忍的是只有警报响起声，却不见警报解除声，待在荒郊，左等右待，一两小时还可以，半天、整天就受不了，特别是有小孩的。回来怕被炸，不回待不住，难免要想点吃的、用的，于是又有一项“发明”，叫做“警报袋”。

　　警报袋，用布制作，把布叠成两层，三面缝起来，留下一面串缝上绳带，形成袋口，盛放时把带放松，塞入物品，然后收紧；取时再放开，可提可背，十分方便。有的干脆把急用物品放好了，等警报响起，拎了就走。现在警报袋已被时尚的手提包、旅行袋、行包车所替代，农村里偶尔还可看到它的踪迹。

　　随着日寇侵略紧逼，有识之人参军抗日；有钱之人退避“大后方”；艰苦人家远离城镇投亲靠友，叫做“逃难”，人则是“难民”了。“难民”比“亡国奴”好一些，至少不受日寇奴役凌辱。爱国的老人、年幼的儿童当然只能是跟随家人选择逃难。

　　逃难的投亲靠友，因战事连累，没有收入，生活拮据，也难长久，只好回家沦落。

　　在沦陷区，日寇利用“汉奸”建立伪政权对留住老人登记审查，发给“良民证”，才能上街通行。依稀记得“良民证”是一人两份，一份是白色布质的，四周是黑色边框，中间是黑字“良民证”，犹如当代军人的符号，必须挂在左胸上方；一份是纸质的，特别记得除了姓名、年龄、住址以外，还须在纸上按有左右手食指的指纹，随身携带，以便查验时与他们存档的指纹核对。当然，很少有人去申领这种“良民证”，除非有必要。对于孩子也不例外，上街经过日寇居所机关时，必须向守岗士兵鞠躬行礼。那时日寇居所戒备森严，老远就布有木架铁丝网，根本无法近前，但尽管再远，还是要弯腰鞠躬。孩子不服，有稍作弯腰过去的，有踮踮脚过去的，可不慎时就会被叫回去用日语狂嚣“死喽，死喽”，也就是说，要杀死你了。事实上，这不光是吓唬吓唬的空话，而是实际行动的宣泄，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机关门前悬挂或暴晒的示众死尸，有儿童，也有成人的，令人发指。

　　当然，百姓、老人乃至儿童，也不是好惹的，传呼和传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