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我出生在长乐镇上一个农民家庭，住的是又低又小的朝西平房，夏天的烈日像镜子一样照着整个小屋，大暑后的三伏天里，白天热得像火焰山，夜晚便成了大蒸笼。

　　“好汉不赚六月钱”，道出了高温天赚钱之艰辛。旧社会里，清贫的农民自然当不了什么好汉。何况，辛勤劳作了半年的早稻就在此时成熟，下半年的六谷正值锄削施肥的关键时刻，夏收夏种，季节不等人。

　　由于家庭贫困无钱雇人帮忙，我家割早稻的日子，只好全家老小四口齐上阵。那时，农民为多打点粮食，种的是双季稻。早稻成熟收割时，为照顾嵌稻的生长，田里仍然灌着水。中午时分，田野上热浪滚滚，小脚的妈妈在前面割稻，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水中跋涉，其艰辛是不言而喻的；常年患有消化道慢性病的父亲，充当了主力，站在稻桶前打稻；那时的我，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又瘦又小，也上阵参战——妈妈离稻桶远时，我当运输兵，将她割好的稻把，转递给父亲。妈妈离稻桶近时，我当突击队，用镰刀也割上几把充数。移动稻桶时，爸妈在两边拖，我在后面推。“稻时无破箩，忙时无太婆”，年过古稀的老奶奶，也在家里烧茶煮饭，灶前灶后忙得团团转。

　　“头伏像着火，二伏无处躲”，为全年生计，没奈何，三人只好继续在田间拼搏。头上炙烤着火辣辣的烈日，脚下蒸腾着热烘烘的暑气，不到半个时辰，从头顶到脚跟，通身汗淋如雨，从上衣领口至下身裤管，根丝不燥。汗珠流进眼里，咸乎乎地睁不开，滚烫的红脸，张着大嘴也难透过气来……

　　赤日炎炎，下半晌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只好去找个纳凉的地方透透气，降降温、恢复一点体力。那时，我们渴望的场地有两个：最最理想的地方是坟棚，到了树下，我和老爸就迫不及待地脱掉上衣和长裤，牛饮一下茶竹筒里的凉开水，旋即瘫倒在草地上仰天喘气，稍有手力了，就用凉帽代扇子，猛扇一阵子。可怜的是，三个人还常常遭到蚂蚁、蚊子和毛毛虫的欺凌，被蜇得脸红脚肿脖子粗。

　　其次是水塘，明知热身子浸泡冷水有害健康，也只能不得已而为之。冒险步入水中，让水渐渐没过腰部、胸部，直至颈部。不过以水取凉时，难免被蚂蟥叮咬，有时还血流不止。

　　晚上，在烈日下苦熬了一整天的三个人，回到家里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仍然无法进小屋休息，幸亏屋前有个院子，一家人就到空地上吃饭、纳凉、睡觉。老小四口，就着咸菜、酱和自种的蔬菜，薄粥薄汤胡乱填饱了肚子，就从屋里搬出八尺板、双人凳之类的家什，露天躺在院子里。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连电扇也没有(说得确切些，当时长乐还没通电)。太热了，就摇一摇自制的纸扇；蚊子咬人，就在来风的方向，点燃一个艾草把，以驱赶这些可恶的小虫。那时，给父亲专用的一柄芭蕉扇是全家人纳凉用的最上乘的佳品。炎夏的晴夜，一家人是这样在院子里睡觉，等待小屋“退凉”的。三伏天时，也有通宵达旦，露宿一整夜的。

　　忆儿时，时光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可是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犹如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