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留法勤工俭学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鼓动青年一代去探求中国的未来，为祖国的文化去开创新的篇章。许多有为青年投入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震旦大学也引起反响，并有学生中途停学赴法国工读。在这股新文化浪潮的震荡下，任光决定自费旅法工读音乐，可回家要求父母支持时，家中被这笔庞大的出洋费难住了。但为了孩子前途，最终由父母拿出新盖的二间屋的房契作抵押借款，加上平时的积余，才算为任光凑齐400银元赴法费用。夏季，任光告别父母去上海，乘法国邮轮远涉重洋赴法国里昂。经华法教育会安排，去里昂亚佛钢琴厂做工，并考入里昂大学音乐系专修音乐理论与钢琴。工读生活紧张艰苦，为了争取时间与节约开支，任光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学校和工厂间奔波。

　　大学三年级时，有一次上完课，任光又骑车赶去工厂上班，途经拱桥，因刹车失灵，迎面又驶来一辆汽车，为避汽车，任光连人带车撞上桥柱，摔掉了门牙，身受重伤，倒在地上神志昏迷。幸被法国巡警发现，通知当地中国领事馆派车送往医院，经抢救脱险后，又被送入当地慈善机构休养，才返回学校。校方特派一位教授为任光补课。正巧，这名教授又是精通钢琴制造技术的工程师，任课之余，他经常应约为学校团体上门代修钢琴，但由于年龄大，双目视力减退，不便单独外出。为了学习钢琴调音与制造技术，任光向老师自荐，愿意担任他的助手，老师看他为人诚恳，做事勤俭，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钢琴也学得不错，当即应诺。从此任光不再去钢琴厂做工，改随老师上门修钢琴。经老师精心指导，任光就这样学得了一手钢琴制造与调音技术。

　　1923年夏季，任光于里昂大学音乐系毕业，后因里昂亚佛钢琴厂之聘，去越南河内亚佛钢琴厂分支机构就任总工程师兼经理。同届毕业的法国女学生葛莱泰勒同行，并与葛莱泰勒结婚。1927年，在河内亚佛钢琴厂任职期满，与妻子葛莱泰勒返回上海；不久，因葛莱泰勒难以适应中国的生活习惯，坚持要返回法国，于是任光又送葛莱泰勒返回里昂娘家。其妻再三要求任光定居法国，而任光坚持要返回祖国，两人因此离异。

　　四、在上海从事音乐创作和革命活动

　　1928年，任光自里昂返回上海，考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任音乐部主任。这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唯一的音响公司。该公司原是中国唱片公司，主要经营外国音乐唱片，因中国听众不多，销路不畅，后改制中国戏曲唱片。公司聘用任光，目的就是为了选录中国戏曲与广东音乐唱片，帮助公司扩大业务。

　　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后，因添置钢琴租居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任光结识了当时在中华书局供职的邻居田汉。不久，公司业务扩大，自旧址上海圆明园路迁往上海徐家汇，为方便工作，任光租居公司边上的新建公寓华安坊8号，独住上下三层，包括两个亭子间的一大套房，还购置私人汽车一辆。此时任光通过与田汉的接触，开始涉及左翼文艺界，而田汉考虑到任光在“外国公司做事，比较有钱，也比较不被统治者注意”，因此经常登门，与任光“过从颇密”。1928年，任光与田汉的南国社建立了联系，也接触了许多进步的文化人士。

　　1931年3月15日，代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与上海明星公司合作录音摄制由胡蝶主演的蜡盘发音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首映。本片是中国第一部有声故事片，公映后在观众中引起轰动。

　　1932年3月，创作领唱、齐唱曲《十九路军》，佚名词，它是最早的抗日爱国歌曲之一，歌颂驻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英勇顽强地镇守淞沪抗战前线。

　　7月23日，为采编音乐节目，代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去“明月歌舞剧社”审听器乐合奏节目，结识了乐队的小提琴演奏员聂耳。1933年1月，与聂耳、吕骥等在沪参加由田汉发起组织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这是中国音乐界的一个早期进步音乐活动组织。从此时起，任光发挥了自己比较有钱、比较不易被当时统治阶级注意的外商高级职员身份的有利条件，主动将私人住宅供作小组活动地点，接待聂耳、吕骥、张曙等革命同志，并将自己的小汽车供小组作交通工具，用它来掩护或转移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们。2月9日，接受田汉代表中共电影小组的动员，与聂耳一同从音乐界转入电影阵地，并和夏衍、田汉、聂耳等在沪出席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会议决定成立文学部、组织部、宣传部，任光与夏衍、田汉、蔡楚生、聂耳等三十一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大会号召电影工作者要立即“组织起来”，投入“电影文化的向前运动”，去共同建设“新的银色世界”。12日，任光又与聂耳、吕骥、张曙、安娥等在上海发起并举行“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成立大会，集体讨论了聂耳创作的《开矿歌》。

　　2月上旬，作女声独唱曲《南洋歌》，由田汉作词，是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有声故事片《母性之光》的插曲。又作故事片《母性之光》的主题歌《母性之光》(田汉词)。4月20日，聂耳携带小提琴偕同影片《母性之光》女主角陈燕燕来家，任光钢琴伴奏，聂耳小提琴助奏，由陈燕燕试唱聂耳修改后的《开矿歌》。聂耳评价任光的钢琴伴奏是“美的旋律”，称任光谓“我们的导师”。

　　5月14日，在家举行新兴音乐研究会例会活动。会上，任光、安娥提出关于中国新音乐的方向问题。

　　1934年春，在田汉的领导下，任光与肖声、聂耳、张曙、吕骥、安娥、王为一等在上海成立“左翼剧联音乐小组”。4月1日，接受田汉关于“照顾聂耳的生活和学习”的提议，经向外商推荐，共产党员聂耳获准参加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并帮助任光从事收音、抄谱、作曲和教唱等工作。表明了任光正在自觉向党靠拢，开始接受地下党对左翼运动的领导，接受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影响。

　　5月，作女声独唱曲《渔村之歌》(安娥词)，是为蔡楚生编导的有声故事片《渔光曲》试作的主题歌。同月作女声独唱曲《渔光曲》，它是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为了写好主题歌，应蔡楚生之约，任光、安娥与蔡同乘一小舢板，专程去上海吴淞口渔民区。他们目击渔民的生活，倾听渔民的呼声，由于亲身体察了贫苦渔民的真情实感，就在返回上海的当晚，任光和词作者安娥一起写下了这首《渔光曲》。《渔光曲》被作为中国左翼工作者的典型作品，它的音调源自中国民歌《孟姜女》。1935年1月6日，聂耳就《渔光曲》主题歌“哄动的影响”，以王达平为名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文中指出，此举“形成了后来的影片非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

　　因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所灌的《梅花三弄》《行街四合》等国乐和广东音乐唱片销路要比西方唱片好得多，为此公司外商想自己成立一个国乐队。任光抓住外商急于求利的心理，会同聂耳及时在音乐部成立“百代国乐队”。后来这支乐队实际上成了左翼音乐工作者的一支实验乐队。通过演奏和灌制唱片，用来倡导民族音乐，抵制黄色音乐，推动和发展中国新兴音乐。由聂耳取名为“森森国乐队”。为了扩大影响，任光以队员下班回家需要练习为名，要求外商让队员将乐器带回家，然后让他们自制演出服，背着公司，曾去上海民立女中和八仙桥青年会等处，由聂耳指挥合奏了他改编的民族器乐合奏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聂耳离去后，在任光的直接指挥下，乐队还排练了任光创作的一批民族管弦乐曲。

　　1934年秋，创作《怕春归》《红玫瑰》(安娥词)《少年进行曲》(又名《反侵略战歌》)(安娥词)《落叶》(安娥词)《小鸟儿思亲》(安娥词)。10月5日，发表女声独唱曲《采莲歌》(安娥词)，是上海天一影业公司摄制的有声故事片《红楼春深》的插曲。13日，为抵制黄色音乐泛滥，倡导中国新兴音乐，与聂耳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举办“新声试唱会”。通过播放《渔光曲》和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开路先锋》《大路歌》等新唱片，向各界来宾介绍进步影剧歌曲和革命群众歌曲。

　　12月25日，任光发表与安娥合作的音乐论述《歌曲小讨论》，这是任光唯一的音乐论文，也是中国左翼音乐界较早的大众歌曲论文。此文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阐述关于大众歌曲的见解。30日，发表男声独(齐)唱歌曲《大地进行曲》(安娥词)、男女声对唱《凤求凰》(安娥词)、男女声对唱《抗敌歌》(安娥词)。

　　1935年1月1日，任光发表由安娥作词的民歌改变曲《新凤阳歌》，这是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有声故事片《大路》中的插曲。同日，发表女声独唱曲《燕燕歌》，也是《大路》的插曲。

　　6月，任光发表儿童歌曲《警钟》(安娥词)，是儿童唱游歌曲，作于1933年。同月，与安娥在上海创办电影音乐月刊《艺声》。安娥就电影《渔光曲》问世一年，在《艺声》发表《中国电影音乐谈》，指出该片由于主题歌的影响，中国电影已形成任何影片都必须要唱歌，任何演员都可以唱歌的“歌曲狂”。就在《渔光曲》的影响下，一年来二十余部国产影片共产生了四五十支电影歌曲，使音乐贫乏的中国形成了到处传唱电影歌的好现象。

　　1936年1月1日，任光发表女声领唱、混唱《打长江》，此曲又名《凯歌》，由田汉编剧、作词，是上海华艺影业公司摄制的有声故事片《凯歌》的主题歌。同日，发表女声独唱曲《采菱歌》，由田汉、安娥作词。

　　1月中下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散，左翼剧联社音乐小组也同时解散，但为保留和集中骨干力量，小组在解散的同时，宣布改组歌曲研究会，这是左翼音乐工作者的又一核心组织。主要活动是定期讨论音乐创作，探索革命音乐的方向与道路，任光转入该会。同旬，在沪参加中国歌曲作者协会(又名“歌词曲作者联盟会”)。该会是吸收上海各方面词、曲作家参加的统战团体，目的是团结各方面力量，一同创作抗日救亡歌曲，发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口号是开展“国防音乐运动”。

　　2月22日，任光发表女声领唱、男女声齐唱曲《父母子女》，由胡心灵作词并编导，是上海文化影业公司摄制的有声故事片《父母子女》的主题歌。全曲忠告大家，目前外侮内忧，不可作乐消遣，决心要勇作匹夫，肩负起国家兴亡的重任。

　　3月7日，任光发表女声齐唱曲《妇女节歌》(安娥词)，是中国妇女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救亡宣传歌曲。全曲高呼“联合起来，从今不做牛马”的口号，鼓动中国被压迫妇女挣脱“三从四德”的枷锁。

　　同时，任光抓住《战歌》《救国进行曲》唱片已创造百代唱片公司最新销售记录的时机，抓住公司外商急于大做生意牟取暴利的心理，向公司英商推荐，聘请冼星海参加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的作曲、配音、指挥工作，目的一方面帮助冼星海摆脱失业困境，得以施展才能，实现音乐救国的理想；另一方面是利用公司当时还不受当局限制审查，拟与冼星海合作，大量灌制进步影剧歌曲和救亡歌曲的唱片。

　　4月，任光发表女声独唱曲《采蚌歌》(词即《南洋歌》,田汉词)，它是用民间戏曲音调谱曲的抒情歌曲，作于1935年。5月1日，发表齐唱曲《劳动节歌》，因迫于国民党当局的高压，与安娥合署笔名“前发”作词，是中国工人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救亡宣传歌曲。

　　6月，任光发表齐唱曲《打回老家去》(安娥词)，是任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倾听民族呼声而创作的大众歌曲，也是任光投身新音乐运动后，转变创作作风所写的代表作。初稿写出，任光曾将谱提交歌曲研究会讨论，再对结尾稍作修改定稿。全曲悲壮激昂，气势豪迈，唱出了东北同胞杀回老家、驱逐日寇的不屈意志，表达了全国人民反抗侵略，共御外侮的决心。7日，上海民众歌咏会在上海西门体育场举行第三届大会唱时，应听众要求，作为临时的加唱曲目，撼动了全场听众的心弦，以致几名到场的东北籍警察，也被歌声感动得低下了头，止不住流下晶莹的泪水。会后《打回老家去》不胫而走，与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救国军歌》、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孙慎的《救亡进行曲》很快汇合在一起，成为当时最受群众欢迎的抗战救亡歌曲，最终被列为抗战救亡歌曲的代表作之一，而载入中国现代音乐史册，为左翼音乐运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8月下旬，所作《打回老家去》因有反帝抗日歌词“东北地方是我们的！”“东北同胞快起来！”“打走日本帝国主义！”被上海租界工部局查禁。1937年3月上旬，迫于中国同胞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热潮，《打回老家去》经上海租界工部局禁唱半年后，在上海开禁。

　　1936年7月中旬，因一年来主持音乐部灌制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歌曲唱片，此月又新录制其所作的《打回老家去》、吕骥所作《自由神》、复制冼星海所作《战歌》《救国进行曲》等反帝抗日唱片，引起日方干涉，任光被公司外商无理停职两月，并销毁上述唱片底版。自己因为影片《迷途的羔羊》赶制配音，过度劳累患病吐血。

　　8月15日，任光发表电影音乐《迷途的羔羊》，是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无声故事片，蔡楚生特约任光为全片另配音乐。任光按照编导要求，把影片的音乐分作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采用主题歌《月光光》，烘托主人公小三子孤苦伶仃、悲惨多难的画面；后部分采用插曲《新莲花落》，表现小三子迈向社会，与生活展开斗争，最后运用交叉变化的发展手法，完成全片音乐，是作曲者审慎地发掘中国旧有民歌的结果。不久，全片音乐广泛流传，成为任光继《渔光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电影音乐作品。但它随同影片送往南京国民党政府电检会审查时，认为影片在暗示老百姓起来进行反抗。据此，上海电影检查机构仅准唱片随同影片映播3天，并将影片有关画面也全部删剪。

　　10月20日，因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在上海病逝，举行歌曲协会紧急会议。会后，与会者都分别投入了创作鲁迅悼歌的紧张战斗。21日，任光为周铜鸣作词配齐唱曲《悼念鲁迅先生》(选用《打回老家去》原曲)。这是一首为鲁迅逝世突击赶配的悼歌，歌声中唱道：“哀悼鲁迅先生，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他是新时代的号声，唤起大众来生存！”经治丧委员会审定，与张庚作词、吕骥作曲的《鲁迅先生挽歌》，任钧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鲁迅先生挽歌》，同被列为鲁迅在沪公葬日挽歌。

　　11月中旬，任光发表领唱、齐唱曲《狼山谣》，是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有声故事片《狼山喋血记》中的主题歌。本片是寓言式国防影片，运用豺狼影射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运用群起打豺狼暗示势不可挡的抗日救亡运动。

　　12月27日，任光发表器乐曲《北风》，是为百代国乐队参加全沪音乐界援绥音乐大会创作的民族管弦乐曲，并在上海市商会全沪音乐界援绥音乐大会上作为开幕曲。

　　1936年还创作了女声齐唱曲《青年妇女进行曲》(任钧词)，是妇女救亡宣传曲。

　　1937年2月26日，因上海大戏院放映苏联纪录片《阿比西尼亚》(该片揭露意大利法西斯的罪行)，而被意大利领事馆指使意大利暴徒捣毁。任光与周杨、夏衍等121人联名发表文章《反对意国水兵暴行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正转告意大利当局，必须赔偿损失，惩罚凶手，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3月中旬，在绥远用《苏武牧羊》曲调改编填词，作歌曲《追悼绥远卫国阵亡将士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