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二次赴法国

　　1937年7月，因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查明《打回老家去》歌曲作者“前发”，就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任光，准备对任光采取行动。公司法侨经理得知消息，特转告任光向公司辞职。任光辞去工作后，即由弟任冰送行，自沪乘邮轮去巴黎。

　　在巴黎，任光进了巴黎音乐师范学院进修理论作曲，课余时，参加当地音乐文化活动，参加法国文化协会并当选为委员。会见法国音乐学家、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探索欧洲音乐和文艺的发展历史和当前的动向。发动旅法侨胞、华人在巴黎组织华侨合唱团，定期前往组织练唱，并为中国抗战难民举办募款义演，由此开创了海外抗战救亡歌咏的先声。去中国共产党在巴黎领导出版的《救国时报》社，为该报华侨、华人读者定期教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歌曲。

　　1938年2月下旬，任光在巴黎会见向欧、美、非三大洲华侨募款宣传的陶行知。3月1日，作齐唱曲《慰问中国战士歌》(又名《敬赠西班牙的中国战士》，陶行知词)，这是首声援和慰问西班牙前线中国反侵略战士的宣传歌曲，是目前仅见的任光旅法作品。歌唱东西反侵略战场“原来是一体”，鼓励西战场中国将士英勇冲杀，告慰东战场抗战自有祖国同胞担当。

　　1938年春，任光会同四十二国代表在巴黎举行反法西斯侵略大会，还指挥巴黎华侨合唱团登台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战救亡歌曲，歌声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又大气磅礴，使各国代表体察到中国反侵略战争蕴藏着“无限的希望”。

　　4月初，任光发表对唱、齐唱曲《王老五》(安娥词)，是由蔡楚生编导的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有声故事片《王老五》的主题歌。影片就以王老五家破人亡来说明，在中外反动派的侵略和压迫下劳动人民不可能做一个“像人那样的人”。主题歌是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出现，全曲诙谐幽默、琅琅如话，带有民间说唱特色，配合画面以生动的情趣，诉说了王老五被旧社会折磨、嘲弄、遗弃的一生。

　　5月7日，巴黎华侨合唱团为救济西班牙难民在巴黎举行歌咏比赛大会，任光新作抗战歌曲《中国进行曲》列入大会曲目，任光应邀担任歌曲伴奏。当时法国报纸指出它是音乐会“最成功的曲目”，赞扬作品“表达了作曲家对祖国人民抗战的同情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

　　六、第二次回国

　　1938年10月1日，任光结束一年多的欧行考察进修，与陶行知一道从香港乘船到达武汉。同日，接受武汉《新华日报》记者采访，介绍法国音乐现状，交谈考察体会，并提出发展中国音乐的主张：(一)要借助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去发掘和整理中国的传统歌曲；(二)要从民间音乐中去取材；(三)要努力提高民众的音乐水准。11月27日，发表与记者交谈的欧行考察观感，任光指出：西洋音乐自19世纪以来，有的已开始降至资本主义文化，有的又因国际形势转变而已渐渐加上捆缚的锁链，如果中国音乐还要一味模仿西洋音乐，即会把锁链自缚其身，针对当务之急要尽快提高民众的音乐修养，任光阐明：作曲家的义务就是要教养大众，使大众逐渐提高音乐水准，因此作曲家还必须到最下层的地方去观察，去体验中国劳苦大众的惨痛生活，才能用大众最熟悉的声音来作曲。

　　10月3日，任光作男声独唱曲《高粱红了》(又名《青纱帐里》——献给游击队的母亲，安娥词)，是抗日游击战士的抒情歌曲。全曲生动活泼、坦荡乐观、富有民族特色。4日，与陶行知出席武汉战地儿童保育院欢迎茶会，并应与会者之邀，即席独唱回国后的第一首作品《高粱红了》。

　　10月中旬，任光作齐唱曲《三万歌》(陶行知词)，这是一首叙事性的儿童表演唱。全曲活泼健壮、气势激昂，歌唱新安旅行团已从3万里行程的“看、想、玩、读、干”中受到教育，又豪情满怀返回武汉投入新的战斗。

　　10月19日，任光与郭沫若、田汉、安娥出席武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鲁迅纪念委员会举办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到会者有周恩来、秦邦宪等。20日，出席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召开的座谈会，并应邀向来宾介绍欧洲音乐概况，建议报刊开辟抗战救亡歌曲栏目。

　　10月21日到24日，任光离开武汉，随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转赴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音乐的创作。应蔡楚生之约，为其电影《南海风云》收集广东渔歌、咸水歌等音乐素材。

　　1938年，任光还发表了女声独唱曲《满园春色》。

　　七、转战南洋

　　1939年5月，因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在第三厅推行“防共反共”方针，对三厅人员进行限制干涉，任光脱离第三厅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并离开重庆转赴新加坡，客居华人区市中心中峇路公寓。任光为了了解祖国的抗战形势，曾与脱离第三厅后应聘担任《星洲日报》副编辑的郁达夫“晨夕往返”。同月，在新加坡组织“铜锣合唱团”，举办民众歌咏训练班，致力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海外华人区开展抗战救亡歌咏运动和培养人才。铜锣合唱团是新加坡华人的“革命组织”，团员多是爱国青年，曾坚持活动十余年。1943年新加坡沦陷后，由原来协助任光主持该团的一位同志带领，许多团员踊跃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秋冬间，自新加坡返长沙，协同田汉、龚啸岚，对200余名湘剧艺人与原湘剧抗敌宣传一、二队成员，集中在长沙举办戏剧艺人讲习班，由徐特立和田汉进行国内外形势、戏剧与抗敌、艺人职责教育。任光负责为湘剧高腔曲牌进行记谱并订正，这是湘剧音乐的创举，它改变了湘剧长期依靠口传心授的师承习惯，同时还为全班教唱了田汉词、冼星海作曲的《长沙戏剧艺人讲习班班歌》，鼓励艺人要永远为光明唱歌！永远为自由唱歌！11月，任光应邀与郑君里等同去中山路银宫电影院出席长沙戏剧艺人讲习班结业和湘剧抗敌宣传队授旗大会。会后，各队便按预定计划分赴目的地，用音乐作武器投入了战斗。

　　1940年春季，在新加坡作歌剧音乐《洪波曲》，安娥编剧、作词，是继《扬子江暴风雨》(田汉编剧作词、聂耳作曲)《农村曲》(李伯钊编剧作词、向隅等作曲)《军民进行曲》(王震之等编剧作词、冼星海作曲)之后，中国新音乐运动涌现出的又一部新歌剧。本剧取材于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与侵华日军在山东的台儿庄会战。剧本由剧作者安娥深入台儿庄前线，根据实地采访而编写。以国民党池峰城师长指挥31师，英勇抗击日军，据守台儿庄作战为全剧的主线，再截取会战的几个侧面，写成五幕歌剧，剧中歌颂了台儿庄人民和军队的密切配合，英勇反击日本侵略者和保卫台儿庄的英勇业绩，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及其内部的腐朽黑暗，指明了侵略者玩火自焚的必然结局，宣告了贪生怕死和背叛祖国者无地可容的可耻下场。任光以歌剧脚本为基础采用民族民间音调为素材，运用欧洲现代音乐技巧，通过独唱、齐唱、对唱、轮唱、混声合唱的形式，完成了这首民族新歌剧，成为中国抗战史上唯一歌颂台儿庄战役的大型音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