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将张利丰的人与名对上号的那天，我有过哑然失笑的表情。之所以如此，在于张利丰就是上下班乘坐电梯时，我经常碰到的那个小伙子。作为同事，且在同一大楼工作，照理应该知道对方姓名，但基于近年来，自己岁数蹭蹭上升，求知欲望渐渐下降，加上新来的年轻民警每年一拨接着一拨，如此一来二去，也就使我患上了只知其人不知其名的“睁眼瞎”症状。不过话又说回来，类似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与我同龄者趋于老态的一种写照。

　　采访期间，张利丰将农家子弟的淳朴与憨厚，尽显在举手投足之中。张利丰是个八零后，2002年考入浙江警察学院。2006年，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嵊州市公安局崇仁派出所的民警，一年后，因工作需要，张利丰被调到刑侦大队。2013年转入新组建的特侦大队。

　　特侦大队成立初期，常有人问我：县级公安局的传统建制中，有个刑侦大队，现在突然多出一个特侦大队，两个大队，仅一字之差，工作性质到底有何不同？对于这个问题，我常常报以敷衍的方法。为何敷衍？原因有二：一是自己确实不甚了解刑侦与特侦在工作业务上究竟如何分工、如何协作；二是即使知道，根据保密要求，也不可能像抛售商品的推销员那样，详尽地吆喝或予抖露。

　　特侦大队的神秘性，就蕴藏于那个“特”字里面。大家知道，与“特”字所组的词，因为有着丰富多彩的想象空间，故而被许多人所向往。如谓不信，试以“特供”“特别”“特区”“特务”“特钢”“特殊”“特地”“特批”“特使”等词佐证。正是这个原因，“特侦”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新闻记者特别喜欢关注的机构之一。出于吸引读者眼球的需要，他们常常爱把特侦大队的工作内幕，予以详尽渲染，一旦渲染过了度，也就变成了泄密，于是记者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兴许是因为忌讳遭遇此类“吃力不讨好”的苦果，近年来，我发现很少有记者主动前去特侦大队采撷“新鲜荔枝”了，即使去采撷了，也只是发些类似公文般的消息、通讯。这种状况，客观上导致战斗在特侦战线上的民警，只能当“无名英雄”。

　　但“无名英雄”毕竟也是“英雄”，既然是英雄，就得宣传。荣获2015年第一季“技术之星”称号的张利丰，无疑就是英雄。为了让张利丰的“技术之星”师出有名，作为负责撰写“每季之星”人物通讯任务的我，显然责无旁贷。当然，在撰写过程中，我必须谨慎加小心，让张利丰既变成“有名英雄”，又不影响他今后的工作。

　　那就通过两个案例来彰显张利丰的英雄业绩吧。话说今年一月下旬，特侦大队奉令侦办发生在黄泽镇三王工业园区内的一起非法销售毒胶囊案件。基于前些年毗邻嵊州市的新昌县，曾经发生过劣质胶囊因被中央电视台曝光，生产者受到严厉打击的案件，该案涉案人员出于逃避惩罚，不仅步步为营，而且成员之间的联系方式，类似于当年的“地下工作者”的单线方式。为了尽快掀开这个犯罪团伙的神秘面纱，身为技侦警员的张利丰，没日没夜地忘我工作，最后终于将16个犯罪嫌疑人查了个水落石出，为一举摧毁这个犯罪团伙，立下了汗马功劳；去年10月下旬，嵊州市民尹某不幸成为电信诈骗犯罪中的一只“受骗羔羊”。大家知道，电信诈骗案犯们的反侦查伎俩，往往比狐狸还狡诈。为了尽快破获此案，将“受骗羔羊”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张利丰和专案组其他警员，数次南下广州、深圳，北赴上海。时至今年二月中旬，狐狸尾巴终于被张利丰找到。臭味相投走到一起、又以狡兔四窟方式作案的江苏籍张某、甘肃籍孙某、江西籍朱某、广东籍陈某等4个犯罪嫌疑人，面对警察，清一色地流露出大惊失色的表情。而“受骗羔羊”尹某，在获知案件告破的消息后，满脸显示的，则是扬(羊)眉吐气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