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谈及“九一八”，多次强调:“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张学良将其失误归结为一点:判断失误，没有看清形势，没有看明白日本人的真正用心。

　　“九一八”事变绝非偶然。发动事变前，日本人进行了长期的准备，而要进行战争的准备，就不可能不露一点蛛丝马迹。实际上，在“九一八”之前，田中奏折(核心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东北)就已被偷出公开发表，张学良已经从各方面得到了大量的相关情报。

　　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的贪婪举动甚为担心，提请张学良注意。国民政府情报机构几乎每周都向张学良提供关于驻东北日军在大规模进行模拟进攻辽宁和吉林的演习情报(按照日本和东北方面的协议，这类演习应该事前通知东北方面，但是日本并没有告知)，还有日本军舰向旅顺、大连秘密运送士兵和辎重的详细情报。

　　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半天，有两个日本士兵剪断了沈阳北大营的电话线这样重要的行为，都没有引起张学良及其幕僚的重视。按一般常理说，军事指挥官应该从日本人的这些行径中看出其行动倾向，理应做出一些应对措施。但张学良为什么没有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呢？

　　原因就在于，张学良根据以往的经验，错误地判断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日军的挑衅，目的是为了通过挑衅引发冲突，进而获得新的特权和赔款。确实，当时在东北，此类挑衅事件不断发生。尤其是1929年以后，国民政府宣布要收回日本在东北的特权，这种挑衅几乎天天都有。

　　张学良曾回忆说，当时关东军士兵天天在街上找东北军士兵挑衅。看到东北军士兵扛着带刺刀的步枪，日本兵就过去在刺刀上划火柴点烟。而东北军士兵也不含糊，你敢在老子刺刀上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所以，这种挑衅经常演变为数人甚至上百人的斗殴，常常出人命。张学良说:“遇到这种事，我们就尽量低调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到了后来，我就下命令，让士兵一律不要理会日本人的挑衅。”

　　然而，挑衅事件却在一步一步地升级。7月，发生了日本煽动朝鲜边民与东北边民械斗的万宝山事件。8月，又发生了日本间谍深入中国防区刺探情报的中村事件，中村被处死后，日本人在8月17日发表声明，公然发出战争叫嚣。一连串的挑衅，一连串的动作，应该使人嗅到战争的味道，但是，张学良还是认定日本人只不过就是想挑衅，没有在军事上做针对性的防备。调进关内的大军仍然留在京津地区，留守沈阳的军队也没有进入备战状态，战争爆发的当夜，军事主官应酬的应酬，度假的度假，完全被日本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需要思索的问题是，张学良为什么会判断失误？有人曾分析说，张学良年轻，政治经验不成熟；还有人说，张学良糊涂，老百姓都看明白的事，他都看不清楚。

　　其实，这样说，是冤枉了张学良。张学良之所以判断失误，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人，有一个模式。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张作霖，这个模式就是张作霖与日本人长达十多年的摩擦而相安无事。张作霖从执掌大权开始，与日本人的关系处理得很狡猾也很得体，小便宜，给你，吃小亏，认了，忍了，目的只为不至于撕破脸。所以，张学良执政，也想秉承父亲的做法，占便宜，让你，挑衅，不理，即使把牙打落了，也默默地咽进肚子里。

　　有一件事情最能说明问题，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明明知道元凶是日本人，但最终还是忍下这口恶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很明显是想维持东北的现状，不想逞一时之愤，再让东北的老百姓陷入兵火之灾，导致父亲经营多年的东北失落敌手。

　　客观地说，张学良这样想不无道理，从这一点出发导致判断失误也算情有可原。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国民政府已经明确表示，要收回日本在东北的权益，日本军方已经表现出狗急跳墙、准备孤注一掷的态势，张学良还想维持，明显就是错了。

　　对此，张学良并非不清楚，也正因为清楚，心里才有了更多的痛苦。所以，从1931年开始，直至去世，张学良每本日记的开始日期都是9月18日，“九一八”成为他一生不能忘记的伤痛。

　　链接｜唐德刚谈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摘自《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中国档案出版社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令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

　　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

　　1991年张学良赴美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

　　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

　　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

　　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据新华网、网易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