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是支持的力量

　　“我自己无法敲开那些受害者的门，她们没法对身为一个男人的我讲述自己被日军性侵奴役的过去。”苏智良很感激妻子陈丽菲在他的调查陷入僵局时伸出援手。苏智良的妻子陈丽菲，祖籍诸暨，原本是学古代史的。1997年去山西，为了方便采访，苏智良第一次带上了妻子。

　　在这漫漫探究路上，最让苏智良夫妇受不了的不是冰天雪地，不是烈日曝晒，也不是深陷危险，而是听到一个个“慰安妇”幸存者终于在多年后，袒露那一段尘封的记忆，“有时候跟着受访者一起哭，实在太难受了。”苏智良说。在之后的采访过程中，有好多次陈丽菲和老人抱头痛哭。“太痛苦了，下次再也不出来。”虽然陈丽菲常这样对苏智良说，但回上海之后，陈丽菲还是毅然辞掉了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工作，转入上海师大，一心一意陪丈夫开展调查工作。

　　陈丽菲教授在《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的后记中说过，最开始她是反对苏智良研究这个课题的。因为当时国内这方面的文字材料，好多根本不是专业的调查，而只能归类为文学作品的描述。但是在1996年，苏智良请她帮忙翻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报告(日文)。仔细查阅，译完以后，陈丽菲改变了想法，开始与苏智良一起研究这个课题。

　　她在书中这样写到：调查报告确认这是一种军事性奴隶制度，日本应该向受害国的妇女道歉和赔偿。可是，在联合国的调查报告里，却一字不提中国大陆(台湾是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来大陆做一天的查证。人是不能做井底之蛙的。我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没有声音，很大的原因是学界也没有能够在国际上提供有力的调查和研究证据，为自己的民族说话。我们的历史缺失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所以，苏智良二十多年来对所有“慰安妇”受难者的调查，几乎都由妻子陈丽菲陪同完成。1999年，他带着妻子和12岁的儿子开始在山西寻访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

　　在那里，苏智良第一次见到了日后成为公开控诉侵华日军性侵第一人的万爱花老人。在万爱花老人昏暗的屋内，陈丽菲与老人一同坐在炕上，听着老人述说那段惨痛的过去。当万爱花老人闭着眼哼唱起那首《我是一个16岁的满洲姑娘》时，陈丽菲颤抖着抱住了老人，两人一起大声哭泣……

　　在了解“慰安妇”的悲惨境遇后，苏智良责无旁贷地自费担起了资助的重责。他所做的一切完全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边界，但他背后有家人支持的力量。除了妻子陈丽菲的支持，许多上海市民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徐修国和曹慧缇这对普通的退休夫妻，多年来一共捐了48万元。”他说。在苏智良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账簿，有人捐助就记录在收入一栏里，但支出一直不断，目前赤字已达3万多元……

　　苏智良的各项研究成果一直广受关注，仅去年，他就接受了来自世界各地100多家媒体的采访，讲座更是接连不断。他说：“通过我的研究能对历史有所还原，提醒或教会人们如何参照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是我研究历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