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剧场与露天、科班与草台、游走与居留、农民与演员，这些看似对立的命运，像变脸一样，在越剧和它的艺人身上变来变去，100多年不能开脱。男班名旦白玉梅在嵊州的山村里，重新变成一个地道而勤劳的农民，这种命运就见到了端倪。

　　现在的贵门乡白玉梅家的老房子前，有两口池塘，门上挂着一块金晃晃的招牌：白玉梅故居。老房子是砖木结构，外墙已经斑驳不堪，两条碎石路在门前交会。

　　朱家的房子天井里，挂着朱善勇找人制作的关于越剧发展的挂图，一脚踏进天井右边的房子，视线顿时一暗。一个狭窄的过堂里，拥挤地摆放着他的父亲白玉梅和姐姐小白玉梅的一些旧物，有大幅的照片，曾用来摆放各种行头的箱笼，朝北的厢房里，小白玉梅的一件练功服挂在窗边，花色鲜艳而醒目。

　　白玉梅首创男女混演，长女小白玉梅是班底之一。1921年出生的小白玉梅未入科班，而是自幼随父亲在戏班里生活，耳熏目染学会唱戏。和许多名角一样，最初上台的机会是来自临时顶角。

　　1933年，张荣标到上海后，“绍兴文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仅10月，就有12个戏班同时演出；但女班日多，男班已有渐行渐衰之势。这一年，上海的报纸第一次出现了男女混演的消息，是白玉梅父女同台演出。在频繁的搭台中，张荣标也和小白玉梅有过同台演出的经历。

　　“娇小玲珑美如花”，上海12年，给张荣标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别人赞美他的这七个字。“现在时兴送花篮，那时候都是送字。请名家写字。”张荣标身材瘦小，扮旦角，艺名“两朵花”，似乎颇有些拥趸。然而，白玉梅并不看好男班的未来。他与长女同台，却没有让三个儿子再吃做戏这碗饭。到1938年，在杭州、宁波、嵊州的女班大量进沪，昔年施家岙的女班长大成人，“三花一娟”的演出引发报纸、上海老板和宁波老乡都去捧场。男班的演出市场急剧萎缩，衰落之势已经显而易见。

　　“那时候，我也去看了她们演出《碧玉簪》和《梁祝》”，张荣标说，“她们的步子、扮相、唱腔都好。‘三花一娟’去了两三年，男班一落千丈，观众和收入越来越少，老板不请，只有回家一条路了。”

　　到1938年，白玉梅基本上停止了演出，全家衣食靠小白玉梅供养。1945年，抗战结束，他和张荣标同时离开了上海。

　　这是男班艺人彻底的撤退：白玉梅带着数箱道具和行头以及数百张照片，回到老家，以务农为生。他后半生担任了家乡的红茶初制所所长，唯一和越剧有关的事情是偶尔指导农民的业余越剧表演。后来，道具和行头也大多送了人。1966年，嵊州武斗成风，朱善勇出门避祸，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几百张照片，也在某个惶恐的夜里化成了灰烬。

　　张荣标离开上海后，曾在嘉兴一带教戏，解放后先后加入嵊州和宁波的越剧团。1966年退休。1998年，嵊州越剧艺术学校请他前去授课。在当时拍摄的一卷录影带中，86岁的张荣标说，“要创造出自己的唱腔出来，现成吃吃，没有甜味……”他做了一个身段，让学生们留意他的眼神：要有力！不经意地，他露出咬牙切齿的模样来，似乎回忆起了多年前自己练功时情景。

　　只是如今，张荣标辞世已有十年，我们只能通过昔日的影像，去品味男班时代的陈事和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