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空间管治”的对象是大家能认识到重要性，但又不太愿意干的事儿，比如生态建设。原因很简单，只进行生态建设不挣钱，所以许多地方宁愿砍树也不栽树。但如果生态遭破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都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管治”。

　　第三类“空间管治”的对象是，大家明知自己做错了，但由于对自己有利，还一直在做的事情，比如环境污染。以渤海湾的排污问题为例，各方都不想主动减少排污，都认为“别人在排污，我为什么不能排”。这样下去，渤海湾就有可能变成臭水塘。

　　中国青年报：不过，当前许多地方的发展规划中都提出要建“工业中心”。您怎么看？

　　樊杰：许多人认为，如果一个地区将生态建设作为发展重点，会限制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因为很多经济发达地区都是靠发展工业成长起来的，种树的人往往拿不到钱，不种树的人却得到了利益。

　　但对于某些只适合进行生态建设的地区，就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了工业，三五年过后发展也会没后劲，最终工业企业只能倒闭。到那时，如果想把自然环境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就算把发展工业带来的全部效益投进去都不一定够。

　　“首钢搬迁”就是一个例子。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人文-经济地理学者提出，钢铁工业不适合在北京发展，首钢应搬迁，甚至选好了搬迁地址。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能按学者的建议搬迁，而不是等到现在首钢规模这么大、就业人口这么多的时候才搬，相应的损失肯定会大幅减少。

　　中国青年报：怎样才能让搞生态建设的人得到回报呢？

　　樊杰：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当某些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丧失发展机遇时，受益的企业、其他地区，甚至国家，就应对其进行补偿。例如，我们在长江上游建生态保护林，减少了长江的含泥沙量，延长了三峡大坝的使用寿命，增加了三峡水电站的发电收益。那么，三峡水电站就应对长江上游生态林建设方给予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