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大师袁雪芬

　　近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将首届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颁给了越剧大师袁雪芬。从浙江东部农村的“小歌班”到现今中国的第二大剧种，越剧走过了103年，经历了多方面的改革，而袁雪芬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改革先锋。她21岁时在舞台上即兴唱出的一个长腔，千回百转，让台下观众泣不成声，这个长腔逐渐完善后成为越剧的主调。最近，87岁高龄的袁雪芬在上海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文/图片翻拍

　　本报驻上海记者 周裕妩

　　做人

　　出生在浙江绍兴地区嵊县（今嵊州市）农村的袁雪芬没有读过太多书，但身为乡村私塾教书先生的父亲从小就教导她：“女孩与男子一样都是有用的，都可以自食其力，你将来一不靠爹，二不靠娘，三不靠丈夫，要做到人穷志不穷……”

　　父亲的这种教导，让幼小的袁雪芬产生了朦胧的自立意识。11岁那年，不顾父亲的反对，袁雪芬离家出走学越剧去了。

　　生为女儿何不幸

　　11岁离家学唱戏遇地主纠缠

　　谈到之所以出走学戏，袁雪芬说是由于家里清贫，单靠父亲教书难以为生，同时感到最痛苦的是身为女儿的不幸，“眼看着妈妈痛苦无奈地背着爸爸把刚出生的妹妹送去育婴堂，隔年又把出生只有40多天的妹妹送给本村刘家做了接奶媳，生活的现实迫使我下决心，宁愿苦了自己一人，也不让妹妹们遭灾，爸妈受苦。”

　　开始学戏的袁雪芬没少吃苦，除了藤条和竹片，还得提防一些恶势力。“我是11岁进四季春科班的，在学戏和流动演出于绍兴、诸暨、杭州、宁波和上海等地的八年科班生活中，我痛感戏班是个旧社会的缩影，生活在最底层，弱肉强食到处可见。”

　　1935年夏天，袁雪芬刚满13岁。那天晚上，袁雪芬住在外婆家。突然，一个叫裘芹冠的地主和几个狗腿子闯进了外婆家，声称袁雪芬的爷爷种了裘家的田没有缴租，连推带拉地把袁雪芬带到裘家一幢叫“稀庐”的房子内。

　　大地主裘孝楼放下鸦片枪来同袁雪芬纠缠，说只要袁雪芬跟了他，以后会分她钱和房子。“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牙齿打颤，不断重复着一句话：‘让我回去，我爸爸讲过，我们不做小老婆！’我拼命叫喊，那个裘芹冠从暗处钻出来恶狠狠地骂我：‘好不识抬举！像孝楼这样的财神菩萨，别人想靠还靠不上，我看你命中注定将来一辈子当个戏子！’我不理他，冲出‘稀庐’逃回了外婆家。”

　　经过这场风波，袁雪芬的性格有了很大的改变，从活泼好嬉戏变成缄默不言、独善其身，她开始懂得要处处保护自己，懂得要保持自己的清白是何等不容易！

　　粗缯大布裹生涯

　　拒赴宋美龄杜月笙家堂会

　　1936年9月，袁雪芬第一次跟随四季春科班到上海演出。在当时的越剧圈子里，演员认“过房爷”、“过房娘”比较流行，袁雪芬却甚为厌恶这些应酬，她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穿青布衣，吃素食，把自己打扮成中年妇女模样，拒绝各种应酬。

　　有一年，宋美龄到上海，想看袁雪芬的戏，有人来叫袁雪芬去宋美龄府上演出。袁雪芬说：“我从来不唱堂会。任何人要看我的戏，请到剧场来。”

　　1947年底，以袁雪芬为首的“越剧十姐妹”演出《山河恋》，却被当局勒令停演。

　　当时的上海大亨杜月笙过生日正在唱堂会。有人向袁雪芬建议：“你到杜月笙那唱一次堂会，然后请杜月笙向当局说一下，事情不就解决了？”袁雪芬连想都没想就说：“我不去”。

　　满纸伤心语 一把辛酸泪

　　“一个小演员”致信文汇报

　　多年后，在1947年5月5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封给编辑的信——《越剧女演员，满纸伤心语》。

　　信中这样写道：学戏时，受班长师傅的支配，随他们高兴，有时一两年学不到一个戏，打骂倒是有你的份。后场、拉琴、敲鼓、值台、大衣，也会用不同手段欺侮你。长得好看一点的，他们就对你很照顾，目的是把你当玩物。即便唱红了，妒忌、破坏，都会来摧残你。戏子，不但要请客，还要拜客。可怜我们这些唱戏的人，要奉养父母弟妹，还要置办戏服，哪有钱送礼？信的最后写道：“我们这小圈子里，尽多一些卑鄙无耻的人，我们敢怒不敢言。请编辑先生把这一段披露出来，我们许多姐妹会感谢你的。”最后署名：“一个小演员”。

　　这个“小演员”，就是袁雪芬。

　　在以越剧姐妹的亲身经历为素材而编写的电影《舞台姐妹》中，有句台词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袁雪芬说，这就是从父亲给她的话里提炼出来的。

　　袁雪芬一生受父亲的影响很大。父亲尽管很反对女儿当演员，“但是当时浙江的女孩子，不是去当童养媳，就是去工厂打工，唱戏是一条不坏的出路”。父亲总是对她说，不要她成名，只望她成人，“人自轻而后人必轻之”。

　　唱戏

　　1942年，经历逃离上海、父亲去世后，袁雪芬重返上海，但重返上海之后要怎样演出？她想了很多。

　　20岁自掏腰包 改革越剧

　　“我首先考虑的是八年科班演出生活给我留下了什么？除了毫无意义的无聊演出，只有憎恨和对落后黑暗科班的厌恶，还有什么呢？因此，我决定离开科班另起炉灶，我有了改变剧种和个人命运的打算。”

　　“我想越剧是粗俗低级的，若不改革必然会被淘汰，但如何改呢？我观摩了昆曲、京剧等其他戏曲，也一连看了几台话剧，感觉话剧与看戏曲大不一样，在精神上可以得到共鸣，尤其看到《文天祥》中文天祥就义时吟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台下一片掌声。台上与台下如此的共鸣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我想，只有用话剧编、导、美、演一整套来改造越剧了。”

　　而在当时的环境下，袁雪芬的这种想法也必须要取得邀请方的同意才能展开，不少剧场老板愿意开出高薪来请袁雪芬，但是对于改革却顾虑重重。

　　最后在中间人的斡旋下，袁雪芬提出，将自己应得的十分之九的薪水拿出来聘请编剧、导演和舞美等人员来参加越剧改革，同时，剧场老板也同意了袁雪芬的约法三章：1.不拜客，不唱堂会，2.不许闲杂人员进出后台，包括老板在内，3.不许干涉上演剧目，并要求剧场去掉诸如茶馆泡茶、抛毛巾等陋习，为演出营造一个安静的氛围。

　　在1942年10月28日，袁雪芬在上海大来剧场重新登台，开始了对越剧的改革。这年，她20岁。

　　即兴创作创出越剧主调

　　1943年11月，由南薇编导的《香妃》演出，它为越剧改革打开了新的基础，编、导、演、音、美的综合艺术体制初步形成，并以此取代了戏曲中以主要演员为中心的观念。在演到一场哭戏的时候，袁雪芬没有根据原来的唱腔和戏词演，而是从胸中发出一声高叫，哭出了一个长腔，在琴师周宝财师傅的配合下，台下的观众被感染得泣不成声。袁雪芬和周宝财即兴式创造的这个唱腔后来被定“尺调腔”，在逐步完善后，成为越剧的主调。

　　音乐家刘如曾这样评论道：“昆曲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说法，在越剧也有‘一个调发展一个剧种’的事实。”

　　成功塑造祝英台、祥林嫂

　　袁雪芬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祝英台、香妃、崔莺莺、白素贞和祥林嫂等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艺术形象。1953年，由她与范瑞娟主演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搬上银幕，成为我国第一部国产的彩色戏曲电影，一经放映，风靡全国。1954年，周总理将这部影片带到日内瓦放映，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后来越剧《祥林嫂》也被搬上银幕。

　　1978年底，袁雪芬重新担任上海越剧院院长，1985年，退居二线后担任名誉院长。目前她已是87岁的高龄，但越剧仍在她心里占据重要位置。

　　鲁迅作品首次搬上戏曲舞台

　　1946年，由《祝福》改编、袁雪芬主演的越剧《祥林嫂》上演，这是鲁迅的作品第一次搬上戏曲舞台，轰动一时，而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认为袁雪芬是地下党员、赤色分子。

　　在这一年的8月27日，就发生了轰动上海的“粪包事件”。“那天我乘着黄包车从家里出来，去苏联电台做播音，粪包从头上兜下来后，我马上叫‘抓人’。旁边有警察在场，但他无动于衷，证明是买通了的。”

　　这年底，袁雪芬的雪声剧团暂告解散，袁雪芬也暂停演出。她开始想，下一步该如何走？

　　“我想，作为主要演员，首先要提高自己并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应该让全剧种的成员参加到改革行列中来。另外必须有自己的剧场，并有附设学校培养接班人。”为了实现这些设想，袁雪芬游说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兰、范瑞娟、傅全香、徐天红、张桂凤、吴小楼等越剧名伶共同为造剧场进行集资活动，得到了大家赞同。1947年7月29日，这十位越剧名伶签订了联合义演的“合约”，她们后来被称为“越剧十姐妹”。

    但集资活动却一波三折，先是被禁演，后来演出收入被冻结，最后的收入只够办个越剧学习班。“越剧十姐妹”建剧场、开学习班的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文革”中，1966年4月中旬，在幼子平平出世仅18天后，因为《舞台姐妹》被批判，袁雪芬突然被抓走，这一去，就是七个年头。七年中，袁雪芬前后被批斗了500多次。早已被折磨得没有了眼泪。她总是想，我不能死，我死了，就再也讲不清楚了。七年后，已经7岁的平平第一次见到妈妈，连哭带叫的扑到了她的怀里说：“妈妈，我要死了！你是大反革命，我是小反革命，活着没有意思……”那一刻，袁雪芬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哗地往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