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做完工，吃过晚饭每家还要派人到工分记账员家去记当天的工分。每天都是如此，否则隔两三天，定额工做了多少怎么搞得清楚？因为全生产队有好些劳动力啊。工分记账员每天记工完毕，总要到十来点钟。

　　还有一个挣工分的途径就是去割草制作肥料。草用来喂猪、垫猪栏的。猪栏中被猪啃吃过、垫过的草，和着猪尿、猪粪过上一个来月，就可以出猪栏做肥料，这种肥料我们叫“猪团”。“猪团”按斤数卖给生产队，每百斤在我们生产队可得钱4角，累计满1元钱，额外加1斤粮食，但有的生产队换算成工分。因此，农闲时，农民都去割草，把草掷在猪栏中，过上一个月就出栏卖给生产队。小孩子也不例外，放学后就去割草。

　　那时，所有的田塍上的草被割得很光，水塘和小渠中的水草也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因此，生产队的男女社员们有时在农闲季节会随带中饭推着手拉车到山边去割草，一天往往能割回一手拉车草。我们兄弟俩有好几次跟着父母到南山水库边的山上去割草。我弟还有一次，自己拉着小推车跟着大人们去割过草。

　　除跟大人外，我们兄弟俩还常和小朋友们背个鱼篮去割草。我们常去割草的地方就是下张地畈，它是属于下张村的，是旱地，有三四百亩，全部种着桑树。桑树下杂草很多，在冬、春季，桑树底下还播种着草籽(草籽书名叫紫云草，可以喂猪或作肥料用)。小孩子在下张地畈割草时，如果地畈中已经长有草籽，就会偷偷摸摸地割些草籽放进自己的鱼篮中。当然草籽开始长大到翻耕草籽做桑树地的肥料，下张村会派成年人值班，在整个地畈巡视，不让割草的人进入。因此，某某小孩的鱼篮被下张人夺去了，这样的事常能听到。

　　有些家长还为自家的孩子定割草的任务，每天放学后必须割一鱼篮或者两鱼篮草给家里。有些淘气鬼因为完不成任务，怕被爹娘打骂，就在鱼篮上部横插几根树枝，再在树枝上盖些青草，回家倒到猪栏了事。如被父母看到，看上去也是满满的一鱼篮草，父母就不会骂了。其实鱼篮下面空空如也。

　　那时，农家的房屋都很紧张，因此有些猪栏设在自家的住屋内，如我家的猪栏原在我们住屋的居头里，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在外面的菜园地里搭了一个专门养猪的小屋。1979年，我有一次到绿溪乡山背村的一位同学家里去作客，他家烧饭做菜的灶头和养猪的猪栏在同一个房间里。把猪栏设在住屋里，苍蝇蚊子很多，很不卫生，而且很臭。不过当时都很穷，没有办法的事。在现代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吧。

　　生产队长会不时不定期地安排时间，叫社员把“猪团”卖给生产队，这个过程叫“出猪团”。出猪团时，生产队长会派出过秤的人。“猪团”按斤量折算工分或粮食，有些奸刁的社员会事前往自家的“猪团”里倒些水，放些细沙泥来增加重量。不过，某家“猪团”真的含水分太多，去那家担猪团的人或秤猪团的人就会向生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生产队长就会叫来户主，向他评理，并要扣猪团的斤量，由此引起生产队长和户主争吵的事也时有发生。然而，长此以往，这些人影响会差劲。一般要脸面的人，不会去干这种勾当的。

　　出猪团，因为全生产队是同时进行的，挨家挨户的猪全部放出来了，而且一放就是半天，村里的道路、没有围栏的菜园地里，就会充斥着大猪小猪，猪尿猪屙满地都是。年老体弱的老头、老妇人就会拿着一只小畚箕、一把小锄头或扫帚，把路上和空地中的猪屙捡拾起来，拿到自己子女的猪栏中以增加猪团，或者拿到子女的自留地里作为肥料。

　　关于拾猪屙，有一件事我还记忆犹新。我父亲因文革时是白鹤公社造反派的头头，1977年“揭批查”时被清算，戴上了坏分子帽子，遣送回张钱村劳动。我家也从基层干部家庭变成了“黑五类”。有一次出猪团，许多猪在我家住屋前的菜园地里(当时菜园里没菜)拉了许多猪屙。一个老妇人看到我家变成了“黑五类”，就打起“落水头狗”来，直接到我家菜园地里来拾猪屙了。那时我十六岁，偏偏不信邪，赶到菜园地，与那个老太婆吵了一架。

　　原甘霖区区长丁秀波在他的《回忆我的父母》一书讲了这样一件真实的事：在我们邻村，有位姓王的农民，勤劳朴实，还善于种田。但他有个嗜好，喜喝早酒，并且一定要羊肉作为下酒料，所以，他每天早晨起床即去甘霖镇买点早羊肉。那时卖羊肉的小贩，用桑叶作为包装用品。有一次，他一手捧着羊肉往回走的途中，看到路边有堆狗屎，便想把它拾回家。因没有工具，他就到田埂上摘了几片桑叶，把狗屎包裹起来，然后兴致勃勃地一手捧着羊肉，一手捧着狗屎回家了。到家后，他先走到厕所间把狗屎放在灰堆里，然后再拿早酒。但由于思想开小差，却将一包羊肉扔在灰堆里了，而一包狗屎仍捧在手里。那日早酒是喝不成了，此事而且成为邻里乡亲的笑话。那人也不无惋惜地自嘲：“贪点屙尖头，丢掉洞肛头”。

　　从这件事上，说明当时的农民是非常注意积肥的。

　　集体的生产队时期，少年孩子，除跟着父母种田割稻外，还会干力所能及能帮助自家生计的许多杂事，如农忙时会拎着一个篮子或背个鱼篮去拾遗漏在田里的稻穗和麦穗，挑着鸡笼把鸡放在田里吃遗漏在田里的谷粒，或把爷爷奶奶烧好的点心带给正在田畈里辛勤劳动的爹妈哥姐。

　　秋季，是糖梗收获的季节，生产队里种着成畈的糖梗，按人口分给每户人家。每户人家也会在自家自留地种些糖梗，所以那时糖梗很多。一时吃不了，就把糖梗埋在地下保存。那时几乎没有苹果、香蕉之类的水果，即便有，农民也无钱买，有的也就是随季节而无法保存的一些本地的桃子和梨子。因此，大人和小孩就大吃糖梗。小孩子则会拎着篮子去拾大人和小孩吃过的掷在路上的糖梗渣，因为糖梗渣可以用加工厂的机器碾成粉做猪的饲料。

　　养猪是当时农户很重要的经济来源，除糠作为猪的主要饲料外，就是草，还有就是保存起来的草籽(紫云英)。草籽在春季长成，部分翻耕作肥料，部分生产队按人口分给农户作猪饲料。每户农户用七石缸把草籽保存起来，可以整年给猪吃。保存的方法是：在缸里放一层草籽，叫小孩进入缸中踩实，然后再加一层，再踩实，这样一层层的踩实，直至缸满。也有的农户先把草籽煮熟后，再一层层踩实存放的，但极大多数是不煮的。还有的农户人口多，分得的草籽就多，家里没有那么多的七石缸，也没有这么多的房屋可以存放，就在空地里挖一个大坑，再一层层踩实，上面盖一张塑料薄膜，存放在外边。

　　那时人人都在挣工分，人人都在为生计忙碌着。据我父母说，一年下来，我父亲能挣工分三千二百分左右，母亲大致在二千八百来分。那时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每天的报酬是六七角，就是一年下来我父亲能挣二百来元钱。

　　我父亲当时担任张钱大队党支部书记，经常去公社开会，也是以工分结算。如果开会后回村早，就再到田畈同社员一起劳动。

　　生产队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把稻谷卖给国家，即缴公粮。还有山区的生产队会种茶叶；平原的生产队会种棉花、养些蚕和种些麻菇等来提高生产队的收入。粮食和所有的农副产品国家以统一的价格收购。

　　当时，生产队会千万百计地来增加自己生产队的收入。像我们生产队有好几年一直种麻菇，可是完整的麻菇我们农民自己是舍不得吃的，都卖给了国家。我们自己吃“麻菇蒂头”。“麻菇蒂头”就是麻菇从麻菇床上连根带泥土拔起来后，把含泥土的根割掉，割掉部分就是叫“麻菇蒂头”。我们把“麻菇蒂头”上的泥土去掉，洗干净，然后放一些“麻菇蒂头”在大碗中，再加满水，放在饭镬中与饭一起同时煮熟，其名曰：麻菇汤。味道还很鲜呢。

　　年终时，生产队对每户人家按工分结算，十分工分就是一天的报酬。各生产队按自己队的经济好坏定出每天的报酬，有的三、四角，多的六、七角，但很少有生产队超过一元。我听父母亲说：当时我们生产队一般是五、六角之间；成人男的口粮是600斤，女的540斤；小孩子从出生的120斤开始逐年递增到18岁的成人口粮；50岁后，口粮开始逐年递减，如男的50岁是580元，到70岁时为460斤。每百斤稻谷是9.7元。把每户按人口分得的粮食折算成钱款，与劳动所得，算出各户人家年终的余额，分发给每户农户。当然碰到家里有要紧事，可以在生产队里预支钱款，到年终结算时扣除就可以了。但有些人家老人和小孩多，劳动力少，出工挣得的工分就少，因粮食是按大人、小孩定量分的，扣除粮款后，就变成了超支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