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委决定派第二批交通员去武汉寻找中共中央问计。到达江西上犹县时，摆下“鸿门宴”诱使守城敌军头目和县城土豪劣绅前来吃请。席间，吴振民一声令下，一举抓捕反动县长、土豪劣绅和血债累累的“清党”委员，就地处决。同时，抄查县署，缴获大量烟土、武器，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大快人心，鼓舞了士气。

　　一路辗转作战十天，他们从上犹县沿罗霄山脉又行军三天，进入湘赣边界的炎陵县。获悉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风云突变，部队前进受阻，又南进桂东县境。

　　6月下旬，探听到湖南南境的汝城仍是革命政府势力范围，农军即投奔汝城，中共汝城县委书记朱青勋热烈欢迎广东农军的到来。

　　部队在汝城县休整后，前委又派出杨石魂等两路代表赴武汉向中央报告，准备把队伍带往武汉。部队历经长途作战逐渐减员，东江农军已不足千人。

　　前委决定继续北上，经永兴县，再向耒阳、衡阳进发。7月中旬，到达衡阳已临近南昌起义的时日。此时救党军遇到去武汉返回的方临川和陈东日、武文元同志，带来了中央军委军事部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大意说武汉国共准备分家了，汪精卫右派政府已反共，你们的部队不宜来武汉，应返回汝城就地举行起义占领县城。武文元还传达了周恩来的紧急命令，尽快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救党军奉命返回汝城县。

　　当时，汝城地区工农革命运动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派任卓宣、陈东日、武文元来汝城，组建CP(中共)驻汝特别工作委员会和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任卓宣任书记，陈东日、吴振民等6人为委员，加强统一领导。

　　吴振民率农军返回汝城后，与湖南的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陈东日任师长，吴振民任副师长，武文元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团，广东农军为第一团，湖南汝城农军为第二团，其他地方农军为第三团。吴振民任一团团长兼党代表。当时，汝城地区有革命武装4000余人、1000余枪，形成四一二政变后湖南特有的革命高潮。孰料，汝城的反动豪绅何其浪暗中勾结国民党军阀范石生部，于8月15日突然重兵包围正在县城休整的农军部队。吴振民、钟鼓等率军英勇反击，顽强斗争，由于惠潮梅农军对驻地地形不熟，仓促应战，激战终日，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又无后援，损失惨重。总指挥吴振民在指挥作战中，腹部中弹，身负重伤，流血过多，由于缺医少药，8月22日在汝城乡间一所破庙里壮烈牺牲，年仅29岁。

　　钟鼓、李芳岐带领部分农军战士突破重围，冲出城门，撤往事先约定的集合点濠头圩集中。由于部队被敌人冲散，战士伤员过半，特委决定，部分本地同志回汝城工作，从广东转战出来的战士只剩十多人，并入宣章游击队，指派钟鼓和一位林姓连长，一同回海丰汇报工作，另行接受任务。

　　钟鼓和林同志从汝城县濠头圩出发，经广州赴香港。钟鼓身上只剩下一元多港币，不够买一张赴海丰的船票。正在一筹莫展时，在旅馆巧遇黄埔军校的同学崔舒。崔舒立即报告香港的党组织。第二天，张太雷同志到钟鼓住处探望，听取他的汇报，并征询他的去向，钟鼓表示仍需回海丰干革命。张太雷即让崔舒替钟鼓领来30元港币作生活费，并组织十多个同志赴海丰工作。

　　他们搭乘的渔船在大鹏海湾漂流了两天，突然遭到海盗袭击。海盗把这艘渔船上的十多个旅客关进海盗船的底舱。海盗不时拿烧红的烟头烫他们的胸脯，胁迫他们交出钱财。这些革命者除了光身一人，一无所有。一个凶狠的海盗持枪在船上监押他们，十多人一天只给吃一小箩黄米饭，外加一小尾生咸鱼，还时时叫嚷要枪毙他们。他们在茫茫大海上插翅难飞，互相暗中计议伺机抢夺枪支，拼个你死我活同归于尽。在底舱被关押一个星期后，海盗摸清了这伙光棍汉确实分文不名，就逼令他们派代表到海丰去拿钱来赎身，否则就枪毙他们。他们只好推出两位同志由海盗跟着到海丰找彭湃救助。临时苏维埃在经济极困难的情况下，凑齐了2000个银角子，海盗才把这十多个同志原船放回。彭湃同志见到钟鼓，高兴地说：“钟鼓同志啊！我以为钱拿去，十多个同志的性命还是保不住，今天你们终于回来了。正好有广州同志来，我们设宴欢迎他们，你们也同农民代表一起吃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