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清明节，我总要与家人一起去母亲的墓前祭祀。每当此时，往事就会悄然打开，母亲慈祥的面容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母亲不大寻常的身世随即萦回在我脑海。

　　1920年农历十二月廿八日，母亲出生在黄泽镇上一家叫“郑益生”的小杂货店里。由于“郑益生”经营厚道，附近乡村农民来购物，允许赊欠。到端午、中秋、过年前夕，外公就下乡收讨欠款。我老家离黄泽镇虽只八华里，但道路狭窄泥泞，交通极不方便，加上白天当家的男人往往不在家，因此只有晚上才能讨到欠款。由于外公与我祖父颇为投缘，常在我家住宿。外公非常喜欢我父亲，在我父亲七岁时就定下了这娃娃亲。

　　外公是1933年去世的。当时我母亲只有13岁，父亲只有8岁。外公的后事都是祖父执掌操办的。外公去世后，“郑益生”这家小杂货店由外婆执掌，苦心经营，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当时颇得祖父的周济。后来由于“郑益生”这家小杂货店信誉颇佳，在嵊县城里“汪集丰”大商号眼中颇有信誉，有一定额度的垫底货款可赊欠，允许等卖了货物后再去付款。“郑益生”生意日益兴隆。

　　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前夕，家乡的烟叶滞销，烟价特低。当时上海的烟商给祖母大伯的朱氏“毛头老大”来信，说把烟叶收下，打包运往上海，生意利润丰厚。当时“毛头老大”没有本钱，就与祖父商量，决定俩人合伙经营，由祖父把家中八亩己田和部分家产作为借款的抵押，向白泥坎地主魏老五借款，收下烟叶后运往上海。谁知1937年11月上海被日军侵占沦陷后，这笔烟叶货款无法结回，借款也就无法偿还，祖父的田产家业均被抵偿给了魏老五。

　　后来，祖父忧劳成疾不幸去世，家境艰难。而母亲家“郑益生”生意蒸蒸日上，如日中天，加上母亲的长相甚佳，文化小学毕业，写得一手好字，开店见多识广，当时换成一般姑娘完全可能赖婚。但母亲是个传统女性，满脑子都是仁义道德。母亲于1942年农历二月嫁到黄芝塘，时年22岁，父亲才17岁。

　　母亲嫁到黄芝塘后，生活境遇改变极大。黄芝塘是一个小山村，一下雨道路泥泞，行走不便，除到黄泽镇上卖柴外，极少有人去镇上赶集，除非逢年过节才去买菜。故农家常年吃咸菜萝卜之类的蔬菜，还半年温饱半年饥。

　　母亲成为一位农村妇女后，肩负家庭主妇之责，学会了纺棉花、晒烟叶、养蚕等农活。解放初期母亲还学会了缫丝，并与木匠改进我家的土缫丝机，缫出的丝无论质量和产量都比其他人家要好。许多外地人到我家学习缫丝取经，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来人讲述，并招待茶饭。

　　母亲缩衣节食，勤俭持家。当时农村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母亲总是让我们兄弟几人吃饱穿暖。雨雪天的晚餐，母亲总是自己吃粥和番薯，而给祖母和我们几个兄弟蒸上一碗冷米饭共享；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暂时困难时，由于布票极为紧张，母亲把她的嫁妆旗袍修改成小孩服装，让我们兄弟几个穿。

　　母亲为人正直诚恳，很多邻居手头拮据向母亲借钱时，她总是尽力而为。有时村中邻里或婆媳关系不和时，也寻找我母亲评理，她总是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耐心劝解，不偏不倚，使得邻里和婆媳心服口服地冰释前嫌。母亲是2004年农历闰二月十七日逝世，享年84岁，去世后与父亲同墓葬于村北山名为圳塍的山中。

　　母亲心地善良，宽厚待人，对于困难、劳累、烦恼、委屈，她总是止于齿唇，掩于心扉，独自担当，一人承受；而对于亲友、乡邻、子孙，她总会给予以春风、以甘露，让人受益、让人欢乐。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