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还是卖了吧。”在那个寒意刺骨的夜晚，妻子对辗转难眠的唐数说。她知道，他心里记挂着停业的电影院，这是一家总有3个影厅的小影院，是6年前唐数大学毕业回到五线城市的家乡后一手打造的。

　　“刚开业的时候行情一般，不久后‘在线选座’流行起来，电影市场一下子火了起来，影院经营三年后就收回了成本。”时隔数月后，唐数在向《证券日报》记者回忆这件事时非常感慨，如果没有突然停业，仅2020年春节档的收入可能就能净赚30余万元，但当时开业的时间遥遥无期，房租、人工、库存商品，一个月近20万元的成本像是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

　　今年4月初，唐数将这家电影院以150万元的价格，整体转让给朋友的朋友。“这个价格像是在割肉。”他说。

　　相比之下，在江苏省南通市等地拥有10余家电影院的缪先生境遇就好得太多。今年5月初，他将其中一家“星驰未来影城曲塘店”在阿里拍卖上挂牌出售，以期缓解资金压力。5月8日，国务院对密闭娱乐场所的指导意见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在员工集资共同努力下，星驰未来影城曲塘店在阿里拍卖挂牌十天后，缪先生撤回了拍卖申请。

　　他们是无数中小影院股东的缩影，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影投人经历了从业以来最大的考验，有的撑不住退出舞台，更多的人还是挣扎着努力坚持。

　　当疫情好转希望来临时，那些坚持下来中小影院股东才发现，行业巨头在逆境中飞速扩张，流媒体虎视眈眈，8月31日，B站投资徐峥、宁浩等导演持股的欢喜传媒，拿到该公司既有影视作品及新作的独家外部播放权。同时，电影宣发窗口期缩短趋势明确。

　　院网之争2.0版已经展开，生存之战才刚刚开始。

　　 生死危亡

　　收到电影院开业的新闻推送时，陈华正在送外卖，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间适应从检票员到外卖小哥的身份转变。“春节前夕店里(影院)停业，10天后经理当机立断跟我们谈话，要么自动离职，要么拿最低薪酬干点周边工作等待开业。”陈华告诉记者，自己在纠结了几天后决定离职，“最低薪酬养不起孩子。”

　　没想到节后工作格外难找，“原本不想送外卖，一方面觉得外卖员不够体面，另一方面担心自己吃不了苦。”生活没有给陈华太多选择的机会，半个月后，他成为了一名骑手。

　　“送外卖比检票员挣得多得多。”说到这，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但是陈华还是想回到影院去，“是真的爱电影，看到《八佰》上映的新闻时，我激动都快跳起来了，已经计划回去上班了，但是联系经理后得到等待的通知，虽然影城开业了，但是客流量远不及去年同期，所需工作人员也相应减少了。但我离回到熟悉的日子又近了一步。”陈华说。

　　电影院停业，工作人员可以再找一份新工作，股东则是实打实的亏损。如果不是因为停业期间现金流紧张，缪先生绝不会想到要拍卖电影院。

　　这家电影院建筑面积约660平方米，在镇中心，设有3个影厅，一共有331个座位。2019年全年票房收入为160万元，其他收入为20万元左右，剩余租赁期是7年，每年租金25万元，起拍价仅为80万元。

　　事实上，星驰未来影城曲塘店成立近3年，目前已经收回成本(投资成本约为250万元)。

　　像缪先生一样，在艰难时刻作出“减负”的影院股东并不在少数。

　　2019年底，全国院线影院达到12408家，其中有13%的影院在2020年上半年经历了变革。天眼查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有1673家影院企业变更法人，同比增加40%；有1917家影院企业有过股东、股权变更行为，同比增加了62%。具体到单月数据来看，法人、股权变更行为高发期为第二季度(3月份-6月份)期间。

　　一位大型连锁院线董事长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半年电影院没有“潮水”，只有“洪水”。

　　 巨头逆势扩张

　　重创之下，院线龙头开始逆势扩张。

　　上海电影宣布出资8000万元，以40%的持股比例参与投资设立上影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将通过并购、增资、参股等形式对长三角及周边区域内的影院进行投资与整合。

　　万达电影定增预案获批，募集资金中的30.45亿元用于新建影院项目，拟在未来两年内新建电影院162家，投资总额为31.45亿元。在披露定增预案后的10个交易日里，万达电影股价涨幅达16%。

　　此外，金逸影视拟于今年新增25家影城，横店影视则计划新增影院60家。

　　而截至2019年底，万达院线、大地院线、金逸珠江、横店院线分别拥有影院数量为663家、1130家、425家、462家。可以说，市场排名前十院线纷纷下场，大手笔抄底。

　　艾媒咨询CEO张毅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受疫情影响，上半年院线收入惨淡，未来行业倒闭潮、洗牌趋势已定，机会与风险并存，能坚持下去并及时扩张的院线将会有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现在是行业整合的好时机，价格和市场环境处于低位，有想法的上市公司已经行动起来了，上述连锁院线董事长表示。

　　缪先生也收到了某院线巨头的收购邀约，“我没同意，坚持下来就能看见希望”。

　　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国银幕数量增速过快，影院单屏幕产出已经出现明显下滑趋势。2019年，全国新增影院1453家，增幅13.26%，影院总数达到12408家；新增银幕9708块，增幅16.16%，全国银幕总数达到69787块。然而，银幕数量增速(11.23%)高于票房收入增速(5.64%)，国内票房与观影人次增速明显没有跟上银幕数量增幅，单银幕票房产出跌幅达5.02%。

　　产能过剩，影院资源向龙头靠拢，未来留在这个舞台的玩家是连锁巨头。而当影院集中度提升后，便是话语权之争。

　　2016年，华谊兄弟出品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首映票房表现不佳，导演冯小刚曾公开喊话王健林，质疑万达院线因公司恩怨，刻意打压其排片率(该片在万达院线排片率为10.7%，远低于全国40%的平均值)。

　　通过并购尽量扩大市占率进而提高议价能力，只有集中度够高才有话语权。上述连锁院线董事长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院线手里掌握着排片权，是平衡市场的关键手段，一旦某家院线市占率过高，最直接的后果是该院线的决定将影响未来电影票房比例。“如果有几部大片在关键档期同时上映，自家参投的电影在排片上多倾斜一些也是常情。”

　　对于中小影院来说，巨头扩张引发最直接的后果是逐渐丧失话语权。而令其更为担忧的是，流媒体也在一步步侵蚀他们的生存空间。

　　 院网之争升级

　　此次疫情期间，很多人意识到，离开电影院生活也没有受到影响。“电影院是否还是刚需，流媒体能否代替影院”的讨论卷土重来。

　　今年8月初，上半年巨亏的好莱坞巨头迪士尼决定，影视巨制《花木兰》将放弃院线，改为在流媒体平台Disney+上映。尽管迪士尼CEO鲍勃·察佩克强调，《花木兰》上线流媒体只是一次性选择，并不代表播放模式的整体转变。但仍然无法阻挡一位法国独立影院的老板，愤怒地将《花木兰》宣传物料砸毁。

　　唐数非常理解这位法国影院老板，“《花木兰》的宣传物料已经在影院摆放出来了，线下宣发大概也都做了，片方突然撤销放映，对目前脆弱的影院来说是一次心理冲击。就像是一起战斗的战友，突然丢下你说‘不打仗了，准备回家继承家产’，这感觉糟透了。”

　　唐数是体会过这种感觉的，今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春节档电影集体撤档后，《囧妈》片方欢喜传媒迅速寻求突破口。次日，便以字节跳动将向欢喜传媒子公司最少支付6.3亿元作为基础，双方深入战略合作，《囧妈》因此于农历大年初一登陆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欢喜首映等流媒体平台，免费放映。

　　消息宣布当日，欢喜传媒股价暴涨43%。而《囧妈》上线三日后总播放量超过6亿，总观看人次1.8亿。欢喜传媒、字节跳动可谓双赢。

　　字节跳动对优质内容毫不吝啬，彼时业内纷传，头条系同时在沟通其他几部春节档影片。《唐探3》的主控方，万达电影总裁曾茂军明确表态，该片会先登陆院线上映。

　　事实上，欢喜传媒的行为激起影院的强烈反弹。包括万达、大地等在内的多达23条院线联合向国家电影局市场处提交《关于提请主管部门规范电影窗口期的紧急请示》，认为《囧妈》此举击破“现行的电影公映窗口期，对于影视营收和行业多年来培养的付费模式相左，是对现行中国电影产业及发行机制的践踏和蓄意破坏，会起到破坏性的带头作用”。

　　在8月中旬面对新京报的采访中，徐峥回应称：“《囧妈》上线只是这一部电影的决定，不可能把电影产业改变，也不可能把院线搞垮。”

　　“只是一次”的论调与迪士尼CEO鲍勃·察佩克的说法如出一辙。但这不妨碍徐峥持股的欢喜传媒仍然拿了B站5.13亿港元投资款，并与B站达成战略合作。

　　这令很多院线经理担心，北京地区一家连锁院线的影院经理表示：“欢喜传媒曾出品过《我不是药神》、《疯狂的外星人》，可以说是票房的保证。如果他们未来在发行渠道方面倾向于流媒体，那么将是电影院的一大损失。”

　　而可以明确的是，院线电影的窗口期正在缩减。窗口期是好莱坞为实现版权利益最大化提出的概念，一部电影在影院结束放映后通常有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进入DVD制作、网络平台，以保证院线的利益。

　　这条全球电影人默认的规则正在被打破。北美方面，8月初，环球影业与全美第一大院线AMC达成一致：打破之前业内约定俗成的3个月院线窗口期政策，允许环球影业及其旗下公司的电影在院线上映17天后(首周3天+两个自然周)，就可以在网络上线走高端付费点播(PVOD)，而AMC则可以从点播费用中分得大概10%的利润。

　　国内市场上，7月31日在中国上映的彩条屋动画《妙先生》，已于8月7日正式登陆爱奇艺和腾讯视频进行付费点播，该片的院线窗口期压缩到仅有7天。

　　“当下窗口期越来越短，有的几乎(院网)同步”，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影业总裁李捷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并非什么‘洪水猛兽’，我认为网络电影与院线电影呈正相关，前者做的越好，后者才会拍的越好。”(记者谢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