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这是辛亥革命提出的口号。不可否认，革命党人心怀救国救民之志的初衷与鲁迅的“改变精神”同出一辙。只是，他们总以为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可惜，他们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打出来。

　　一边是依旧动荡的土壤，一边却有奇葩异草破土而生。辛亥革命的洪流虽然未将百姓引入宁静祥和的生活，却有力地滋润了民族资产阶级，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受其鼓舞，“实业救国”和“民主共和”这两大思潮喷薄而出，各类实业团体和民族实业家犹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这其中，有一位嵊州老乡特别引人注目。此人名叫王晓籁，甘霖白泥墩人。1907年，21岁的王晓籁在绍兴参加了光复会。秋瑾被害后，王晓籁不得不亡命上海。

　　似乎是在一夜之间，王晓籁迅速成长为海上闻人，他在实业家兼岳父楼映斋的带领下，如同一条八腕章鱼，灵活地向许多领域伸出了触角：办商团、开工程局、管银行、涉税务，成为全国工商界的巨头。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位地地道道的资本家，还参与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将矛头指向了自己所处的阶层。

　　抗日战争开始，一度春暖花开的民族工业突然遭遇“严冬”。已担任上海商界抗日救国会主席的王晓籁显然无心经营实业，他不断奔波于前线后方，慰劳军队，救护难民，参与组建红十字会救护队，将个体的力量与民族的命运相捆绑。

　　与王晓籁相仿，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选择“实业救国”的，还有袁涤庵、俞丹屏等几位嵊籍实业家。

　　袁涤庵早年留学日本，后参加光复会。秋瑾就义的那一晚，他隐没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了那个血流如注、气冲九天的场景，面对周围那一道道冷漠的目光，他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这个身无分文、手无寸铁的书生，要想实现维新强国几乎是一个幻想。后来，他投资多家煤矿，并参与秦皇岛建设及发展纺织业等，还于1921年创办北京市电车公司和北京市自来水公司，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民族实业家。

　　而实业家俞丹屏则致力于办银行、建纸厂、办煤矿等，将民族实业这块土地经营得有声有色。俞丹屏早年就是光复会骨干，曾在杭州军界发展光复会，还协助绍兴大通学堂训练会员骨干。后来还参与了光复杭州和南京这两场战争，在光复杭州时，他担任新军入城的前线指挥官。很难想象，这双拿惯了算盘账单的手，在握起枪柄的那一霎产生的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八

　　百年辛亥，百年回望。毋庸置疑，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若没有深度解读，仅仅是一种纪念，这一百年也只能是一种符号。

　　据研究者统计，在辛亥革命中，有名有迹且有故事的嵊州志士便有130人，敢死队员有200余人，而光复会会员中嵊州人又占了1/10。

　　是什么力量促成如此之多威武雄壮的嵊州人在这场战斗中义无反顾？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嵊州四面环山，有利于匪徒们呼啸山林；而在崇山峻岭间蜿蜒流淌的剡溪，又给嵊州人注入了一脉柔情。从唐时的裘甫起义、宋时的仇道人起义，到辛亥革命的大部队生力军，轻生死重大义的嵊州人将“强盗之说”经营得风生水起，却不忘在天地之间创造出清丽婉转、荡气回肠的越剧。

　　强盗的精神内核应该是“叛逆”，而越剧展现的却是细腻委婉的情感。有一位嵊州人，他的一生完美地体现了这一刚柔相济的秉赋，这个人就是马寅初。他自始至终恪守着知识分子与生俱有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绝不轻易被催眠；同时又以缜密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可惜这样的“强盗”大师，现在几乎绝迹了。

　　事实上，在辛亥革命期间，嵊州革命思潮之普遍，知识分子之奋起，不为权贵而屈服者遍地可寻。足智多谋且胸怀韬略的嵊州人一次次站到了革命的风口浪尖，将“嵊县强盗”的精髓锻造得炉火纯青。

　　何为“嵊县强盗”？它不是抢劫掠夺，也不是刚勇好斗，而是骨子里的敢做敢当！

　　“纯挚之情，奋迅之气，非他县所及也。”很喜欢蔡元培留给嵊州的这句话。这位中国早期的民主革命家曾在嵊州剡山、二戴两所书院任院长，虽然驻留时间不长，却运用“教育”这个新式武器，使众多嵊州知识分子领到了一粒革命的种子，从而发出了呼唤自由民主的呐喊。

　　那声呐喊，撕破了长空，在天地之间驰骋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