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月31日，嵊州市下王镇石舍村任姓后裔在该村火山节理遗址上拍摄全家福。中新社发张亮宗摄 图片来源：CNSPHOTO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谁？
决定修家谱是2014年9月8日，任团结日子记得清，那天也拍了一张全家福，人没这么多，在文化礼堂前面，站了四排。人们穿着夏装，汗涔涔的，老农户干脆光着膀子，翘着穿劳保裤子的泥裤腿，歪头抽烟。有3个人没赶上合影，被后期补上。
“你知道你爷爷叫什么吗？你知道你太公叫什么吗？”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疑惑是促成重修家谱的直接原因。“很多年轻的答不上来。”任团结说，“我想把历史记下来，看每家每户的后代怎么样。”
“生养之地人皆倾情，家乡故土，乃漫长人生的一站，亦是习练人生的初级舞台和熔炉”，“盛世修谱，旺地修志”，“不管走向什么地方，只要有一部村志在，村庄的根已经留住。”家谱和村志中写道。
支持修谱的村民则用了更直白的表达：“一个小小的老百姓，你的名字只有家谱里有记载。再过几十年、几百年，你的子孙后代能看到。”
当然也有人不理解，“年纪轻的，或者生了女儿的，‘修不修家谱跟我没关系’”。
为了收集资料，任团结和家谱修订委员会成员，去一户人家找了11次。他们带着表格，让每一个能找到的任氏后代填写，全家成员的出生年、月、日、时辰；历代媳妇的老家地址、父亲姓名；历代女儿的出嫁地址、女婿和公公姓名；已故亲人的死亡时间、墓地名称、方位，甚至朝向。
他们先是电话打过去，许多人不理不睬；再给人寄挂号信，邮票花了八百块钱；再不行就上门去找。“光打电话不行，对方很容易敷衍，得见面，人和人之间有亲密感。”
农忙时不搞，要等到中午、晚上，村里人得闲时再调查。
有时只知道一个名字和原来的地址，到那儿一看，地址换掉了。任团结拿着市里开的介绍信，再去当地公安局找新的地址。
有次，找到绍兴的一个村子，在村口打听姓任的几户人家。一见面，报上了对方爸爸、爷爷的名字。他30多年没有回过石舍，很小的时候同爸爸来过一次，放在箩筐里挑着。只记得村里柿子树多，要坐渡船过去，走路还得走10个小时。
“看到我们眼泪都流下来了。”任团结说，对方非要拉着他们吃饭，他们死活不肯，“最后到村口买了几瓶饮料给我们。”
拍全家福那天，文化礼堂前开了70桌酒席，招待的都是这样回家的外地人。任团结忙前忙后，脚上磨出大泡，晚上回去看手机一共走了3万多步。
这里的小孩从小学越剧，春晚上听到家乡戏会觉得骄傲。50岁上下的人，但凡电视里出现姓任的，心里就挺高兴。有人路过安徽蚌埠，听说有个村子也有很多同姓人，相距50多公里，也一定要过去见见。
七成人都在县城买了房，不然孩子结不了婚
最远道而来的，要属任伟永。他西装上衣口袋里插了朵红花，用家乡话站在台上发言。唱戏的丑角送他一个元宝，他回了一个大红包。
他今年40多岁了，21岁初到上海，做油漆工，熬了8年，东拼西凑了50万元开始做土建工程，自此发迹。开始给村里大大小小的工程捐钱，因此也在家谱中享有登上照片的权利。
村里最好的房子是他家的。对着文化礼堂，在屋里就能听见做戏的声音。建造三层小楼总共花了150万元，屋里装上了中央空调，65寸的电视，“家具都是从广州运来的。”任伟永的父亲任廷钰喜滋滋地带人参观新家，他穿着灯笼绒裤子和冲锋衣，比村里其他老头的腰板更直一些。
“现在有攀比了。”村里人说，这家盖了房子，那家就要盖更好的，再后来就要搬到县城里，“七成人都在县城买了房，不然孩子结不了婚。”
任廷钰的房子有衣帽间、Hello Kitty公主房，有5间卧室，属于子孙，老两口则坚决不住进来，住偏房，“怕死在里面，将来孩子们害怕。”
儿子在屋里装了3个摄像头，远远俯视着大门口，让他身在澳洲也能看见爸妈的情况。“以前在生产队里面，跑也跑不掉，务农，放牛放羊，一个人没有出去的，现在跑来跑去，都跑到外国去了。”任廷钰出生于1948年，记性很好。
他没去过澳大利亚，因为坐飞机会吐。60岁的时候他坐飞机到北京，吐得稀里哗啦。“我儿子让我去外面旅游，我不要去，都是一样的。故宫、天坛、八达岭，都一样的。什么地方都不如家乡好，随便哪个人，生在哪里就是哪里好。”
任廷钰曾经跟随儿子去上海，居住在静安寺的顶层楼房里，“什么也看不见”。“上海空气不好，房子太高。乘电梯都会晕，乘公交车也会晕，找不到方向。”
他一定要回老家，说是叶落归根。他最喜欢去山上转转，景都看遍了还是要看。
山上种着茶叶，先人一步步开垦出梯田。现在村内家家户户有制茶机，茶叶是主要经济作物。任喜祥是村里少有搞长途贩运的人，如今也已近退休年龄。改革开放之初，他决定去山东贩茶。没有本钱，借了2000元，扣掉50元利息，揣着1950元上了车。那时他胆子很小，开面包车走小路，怕被查税。时代刚刚掀起一块小口子，他冒冒失失的，至今也搞不清当初是不是需要交税。
钱是赚了些，但随着欠账增多，利润越来越少。打电话催债不给，人就得跑过去要账。“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微信给你转账几千，要什么品种，马上发过去。”
在任廷钰眼里，时代流转最显而易见的参照物还是房子。他的父亲四十多岁去世，他是家里的老大，底下有6个弟弟妹妹，一家9口挤在36平方米的老房子里，艰难过活。
在任廷钰28岁时，他拥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4个兄弟一起用泥巴建的。48岁时，他用外出打工的钱建了3层两间的房子，用的是白灰，墙根裂了大缝，因为没钱，水泥用得少，也没钢筋。到了68岁，他有了全村最气派的房子。几十年前大家盖房子帮来帮去的，现在一天需要120元的工钱。
“我小时候，村子只有现在一半这么大，全村一间新房子都没有。”
他记得1961年，村里饿死过人，树皮摘下，煮一煮，吃了。山上找不到青色的东西，能吃的都吃了。
磕磕绊绊长到19岁，在祠堂里半工半读。祠堂就在现今文化礼堂的位置，有16间房子大，“柱子那么粗”，任廷钰双臂围了个圆。雕梁画柱，每根柱子配有对联，大梁上有横批，挂有匾额。祠堂供奉着几千个牌位，每有一个人死去，牌位就多一个出来。
逢年过节，祠堂也照常做戏，吸引的极有可能是同一批人——当地的越剧伴着这些人的青春，如今他们成了爷爷奶奶，仍是喜欢天不亮就去文化礼堂抢座位，不睡觉也要听到天黑散场。
那时的戏台规模宏大，可容纳千余人看戏，五间大厅，前面中央戏台，两边道地天井，两旁是男女厢房，供老人妇女小孩病弱者看戏。戏台楼上是化妆室、休息室，楼下是厨房、商铺。戏台设计科学，中央上方有个八角音箱，演员唱戏时声音柔和动听，好比现在的立体音响。
这戏台先有绍剧《闯王进京》《牛郎织女》《木兰从军》，后有《智取威虎山》，全本《沙家浜》《奇袭白虎团》。
进入火红的时代，久旱无雨，晒得庄稼死去活来。“有文斗，也有武斗。老百姓自己斗自己，用枪打，砰砰砰，镇上死了好几个人。”任廷钰说。文革把牌位烧了，老庙也毁了。
老家谱上还记载着祖先的规训：“祠字创立维艰，子孙尤宜深省，三年翻盖或损坏即行修葺，不得怠缓坐视。”
到1981年，祠堂拆掉，开始建“大会堂”。但大会堂造得不好，上面漏水，木头腐蚀了，在新千年的夜里轰然倒塌。
“本来那天要放电影的，幸亏没放，不然肯定要压死人的。”任廷钰回忆。
老建筑倒的倒，毁的毁，败落如同春雪融化，既缓慢，又势不可挡。只剩个旗杆台门孤孤零零地立在村子中央，显出颓唐的样子。
它距离任伟永的房子不过两百米，却是时隔200年对于“显赫”的差别定义。现在村里人称发了财的人为“老板”，赚钱赚得多最有面子。
旧时绍兴习俗，凡中举的人，便可立旗杆。“以前住的起码是绍兴地区的大官！”这是村里出过最有名的人物，任团结兴奋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