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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听到女孩们唱得最多的是“相公”“官人”“娘子”的词汇。因为除此之外，我们一概听不懂。

　　大人们看越剧，根据我们的观察，他们看得太认真、太专注，特别是村庄里的女人们，她们看的时候更加全神贯注，也更容易落泪。越剧一唱到很悲的唱腔时，她们就开始双手抹眼泪，有的还哭出了声来。

　　每当一个戏班演完了连续几天的戏，收拾好行头的戏班班头与演员一样地疲惫不堪。村里人看着他们中的男人担着戏笼，女人们跟在他们后面远去的身影，都是不说话，要是说话，也简单得很，说，这戏班再来时要明年了吧。现在想起，他们的脸上显出的表情是突然的落寞与空茫。当我们来来去去走过曾经倒扣稻桶搭的戏台而如今早已拆掉了戏台、移走了稻桶的空地时，都要多看上几眼，仿佛那里还有戏班的遗落之物，还会有越剧唱腔突然软软地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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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为了能够听越剧而努力去听懂绍兴话，再对照台词，那是许多年后的事了。期间，我离开老家许多年，去一个深山县份泰顺县。泰顺是我的出生地，我离开又回来了。泰顺县也有个越剧团，我认识一个十七岁的在剧团里拉大提琴的演奏员。而我始终未曾看过泰顺越剧团的演出，我在林场劳动，晒太阳，听收音机，收音机里却从来没有越剧的唱腔传出。谁都知道，那时唯有八个样板戏，这八个，是京剧与舞剧，唯独没有越剧。

　　而后，在我当兵的日子里，1979年，戏剧电影《红楼梦》在我所在的部队放映。那时电影很少，能有《红楼梦》电影看，是一次精神大餐。所有的人带小凳子坐在操场上看，没有一人中途离开。而更多的人根本听不懂越剧，但是一个也没离开。之后，有人说，越剧是大上海的剧种。浙江兵听了很生气，说，明明是浙江绍兴的，怎么会成了上海的呢。人家回话说，不是上海越剧团演的吗？我说，即使是上海越剧团演的，但越剧就是浙江绍兴的，而且是绍兴嵊县的。那段日子，部队里的浙江兵，开始抄越剧《红楼梦》曲谱，时不时响起“万两黄金容易得，人间知己最难求。背地闻说知心话，但愿知心到白头。”时不时响起“问紫鹃，妹妹的诗稿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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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不喜欢男兵们唱这些越剧唱词。我更喜欢电影里的唱腔，王文娟，徐玉兰。喜欢《红楼梦》剧照，从《大众电影》上撕下来贴在宿舍的墙上。京剧是男扮女妆，越剧正好相反，是女扮男妆。总觉得男扮女别扭，女扮男却接受得很自然，这也许与从小听越剧有关。女子越剧使人迷醉，真正是吐气如兰，有时从收音机里传来，绕着武器回旋，在冰冷的坚硬的武器上滑过：

　　“紫鹃：如片片蝴蝶火中化。

　　贾宝玉：问紫鹃，妹妹的瑶琴今何在，

　　紫鹃：琴弦已断你休提它。

　　贾宝玉：问紫鹃，妹妹的花锄今何在，

　　紫鹃：花锄虽在谁葬花。

　　贾宝玉：问紫鹃，妹妹的鹦哥今何在，

　　紫鹃：那鹦哥叫着姑娘学着姑娘生前的话。

　　贾宝玉：那鹦哥也知情和义，

　　紫鹃：世上的人儿不如它。”

　　唱腔，台词，在瓦解着我们的内心。我经常在握着枪的时候听越剧。冰冷的自动步枪，三发紫铜子弹，蛰伏的暴力，传达着强硬的时代元素。但是，当收音机偶尔播出越剧唱腔，人心就会柔软。有次，我在擦枪，把包着油布条的铁通条插入枪膛，我盲目地抽插着枪膛内的通条，此时越剧传过来，又是《红楼梦》！令一个当兵的男人想流泪。有时，在军营的深夜，把收音机的音量旋钮转到最小，深夜广播里会传过来一段越剧唱腔，它在后来出现的邓丽君之前，成为我们最喜欢的以倾听代替倾诉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