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飞，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曾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500多万字，大量作品被《小说选刊》及各类年度精选本选用，获人民文学奖等十数个国家、省级文学奖项。著有小说集《看你往哪儿跑》《像老子一样生活》等；长篇小说《花满朵》《花雕》《向延安》等；影视剧本《旗袍》《大西南剿匪记》《铁面歌女》《从将军到士兵》《代号十三钗》《隋唐英雄》《太平公主秘史》《旗袍，旗袍》《麻雀》等。】

　　我总是希望你每次见到我时，我的手中都刚好握着一本书。

　　我当然知道一幅叫做《荷兰屋图书馆的绅士》的著名照片。天气已经开始变得寒冷，三名英国绅士在伦敦荷兰屋图书馆的废墟里安静地读书。一天以前，伦敦刚刚下过一场1940年秋天的雨，德国空军得意洋洋地在伦敦西部发动了骚扰性的空袭。我的神经被这张照片中三个读书的绅士惊动，他们告诉我，这是一场连空气和灰尘都显得无比安静的阅读。

　　多年以前，这幅照片像钉子一样钉在我的脑海里，怎么拔也拔不掉。

　　这么些年来，我的枕头边上堆满了各种书。有时候即便我不看书，但是在书堆中睡去，也会觉得无比安稳和妥贴。我知道我的年纪已经不轻，但是看书让我可以心里更踏实，觉得所有的日子变得瓷实起来。人生最好不要对不起自己，看书也是对得起自己的一种。

　　我的舅舅是一名上海自行车三厂的热处理工人，感谢他年轻的时候爱看书。我更知道其实他爱看书并不是因为文学理想，他看书中故事。我把他手头的《十月》和《收获》等文学期刊收集起来，在一九八零年代那个没有雾霾的年岁里，如获至宝地从上海搬到诸暨乡下。我在我们家并不宽阔的屋檐底下开始读书，这让年少的我变得和村里的小伙伴不一样。他们叼着香烟扮成大人的样子，远远地看着我假装玉树临风的身影说，毒头。

　　1998年我在诸暨化肥厂造气车间当卸炉工，因为快到而立之年而变得故作深沉起来。那时候余华的《活着》出版，热销得一塌糊涂，余华在小说界的地位也如日中天。我在卸煤渣的间隙里躲到车间角落，读完了这个不长的小说。这在工友眼中是一个奇怪的场景，一个满面灰尘的年轻人手捧一本新书，那时候天空高远，造气车间上空荡漾着化肥的气息。我觉得我多么像是福贵一样，死皮赖脸地活在人间。

　　那时候福克纳、马尔克斯等文学巨匠在中国小说家的嘴里四处流传，他们集体沉湎在经典小说带来的无与伦比的阅读享受中。而我捧着这本薄薄的浙江小说家的小说倍感亲切又倍感难过，一头扎进小说中密集的江南意象和悲苦人生中不能自拔。有时候我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我想除了难过以外，更重要的是小说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打动了我，比如生命之渺小，比如那种不可再生的苍凉，比如命运的不确定性，这些元素像招摇的水草一样在我的视线里晃来晃去。当我看到《活着》的开头：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我如同一只乱飞的麻雀，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农村……我被这个开头深深吸引，心中生出恐惧，果然此后延绵而来的疼痛和陈旧的气息始终围绕着我。

　　《活着》像白晃晃的一场梦境。

　　我想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所以我不会系统地去读书。我读过川端康成，海明威，也读过卡佛，卡夫卡，还读过……我读得比较胡乱和匆忙，蜻蜓点水一样的。但是我现在很少读小说了。我读的都是一些和文学的关系相对较弱的书，比如《零年：1945》，比如《银元时代的生活》，比如《上海1937：法新社记者眼中的淞沪会战》。在游手好闲的日子里，我读着这些往事，无意中窥见了“默片”一样的美好年代。这是一种奇怪的充满享受的感觉，我觉得我活在了一个更辽阔的空间或者年代里。

　　这个春天，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书房外的露台上种的不是花草而是各种蔬菜瓜果，没来得及翻土的地方，是一丛丛野草。这些胡乱生长的植物，让我觉得更接近生活的本相。我像一个老学究一样摇头晃脑，即兴吃酒胡乱读书，将书合上的时候，总会让我骨头发轻，在心里发出一声老黄牛般的哞叫。所谓春风十里乱读书，在余下来的岁月里，继续胡乱读书，殷勤写文。

　　唉，我总是希望你每次见到我时，我的手中都刚好握着一本书。